童年的记忆一直与土生土长的秧草有关。小的时候，母亲每天起得很早，为全家人煮一锅粥，一碟她亲手腌制的咸秧草摆上桌，让我们姊妹几个吃了上学去。对世代生活在扬中这座长江小岛上的人们来说，扬中的咸秧草是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家常小菜。它以其鲜、香、脆、嫩的口感，给岛民们的舌尖带来绵长的温情记忆。这碟小菜的背后，是扬中独特的饮食文化与生存智慧。

　　

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生命力旺盛、季节性强且产量高的秧草，成了重要的食物来源。人们将富余的秧草晒干、加盐、腌制保存，意外地成就了这道风味独特的咸菜。在饥荒年代，它一度被称为“救命草”，承载着一代人苦难岁月的深重记忆。咸秧草的主料是新鲜秧草。属苜蓿，南方多种植黄花苜蓿，又称南苜蓿。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上海叫它“草头”，镇江人呼它“三芽菜”。而在扬中，因其常种植于秧田作绿肥用，故得名“秧草”——秧田之草。咸秧草，在一个“咸”字，在一个“鲜”字是做文章。不能太咸，但要有鲜味，这鲜要做到从自然食材中提炼出自然的鲜气，而不是靠化工佐料来提鲜。传统腌制咸秧草，工序繁复：分拣、晾晒、切段、揉搓、拌盐，再层层压实入缸、密封发酵。历经6到8个月时间的沉淀，丰富的氨基酸悄然生成。开坛之时，但见色泽金黄，鲜香扑鼻。此时若加入新摘的蚕豆、花生或青黄豆一同烧制，味道更是锦上添花。在往昔清苦的日子里，有这样一碟用心制作的小菜，已然难得；即便在物质丰盈的今天，它依然不失为餐桌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真正将这道“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小菜推向广阔的市场，使其成为扬中特产走向四方，则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机遇。

　　

1998年，国企改制浪潮席卷全国，下岗的阴影也笼罩了我。吃了二十多年“大锅饭”的我，最终未能躲过这场冲击。前路茫茫，何以为生？一日早餐，面对桌上那碟毫不起眼的咸秧草，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现：我何不将它商品化，像涪陵榨菜那样销往全国？经过反复思量，我于2000年初，忍痛离开国营厂，自主下岗，成立咸秧草食品公司。

　　

万事开头难，主意已定，但创业启动资金从何而来?父母是中学教师，能力有限，我自己的工资区区几十元，囊中羞涩，且没有技术，又缺少人脉。我最初的设想还是很理想化，要买真空包装机，印制包装袋，添置杀菌灯、包装箱。纸上谈兵容易，每一件事要落到实处谈何容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于是我四处筹钱，从南通购回机器，租下厂房，申领执照。这才发现，食品生产许可门槛重重：厂房面积、工艺流程必须达标，更衣室、预进间、消毒池、无菌室、化验室、配料间、原料库、成品库、炒制间……要求繁多。一个月里，我几乎天天奔波于卫生、工商部门之间。终于，那张“望眼欲穿”的执照艰难到手。当第一批袋装咸秧草出世的时候，从品相到味道，我是有信心的，但销售却成了拦路虎。商场采购部将我的秧草拒之门外，商场要求提供证件、质检报告、产品认证等手续，还需缴纳高额入场费。无奈之下，只能再次筹钱、补办手续。几万元砸进去后，产品终于挤进了商场琳琅满目的货架。

　　

解决了上架难，接下来更难的是卖出去的货要资金回笼，否则我没有钱投入下面的生产。一周后，我没有等来好消息，等来的却是商场的电话——不是催货，而是勒令退货！原来袋内的黄豆变质发酵，导致产品鼓胀，已无法食用。在资金极度困难的当口，迎头浇下的是一盆退货的冰水。望着被扔进垃圾桶的一堆成品，我的心在滴血，全是借的钱哪，那种锥心刺骨的疼，我无法忍受，难过了很久。连续的失败，让我看清了症结：技术不过关，灭菌消毒不到位；产品口味未达预期；市场定位模糊不清。然而，当我明白问题所在，决心重整旗鼓时，已是囊空如洗，债台高筑。人情冷暖，越是困顿，越难借到分文。穷途末路之际，妻子也因我失败的创业离我而去。

　　

我净身出户，租住在一间仅容一床的小储藏室，月租200元，却连房租都付不起，吃饭的钱也没有。举目四望，借贷无门。万般无奈下，我想起了普济街上的夏福贵老人。夏老年逾八旬，与我乃是忘年交。早些年我在食品公司开店时，曾向他集资数万元。2000年初我关店创业，第一时间连本带息将钱送到他家，老人深受感动，紧握我的手说：“以后需要钱，尽管来拿。”即便如此，我也不敢多借，我怕日后还不起，心中沉甸甸的。厂里原先雇的几个工人，因发不出工资，全部离开。偌大的厂房，只剩我一人，像只落单的雀儿苟活着。每日只能吃两餐，以路边三轮车粥摊上5毛钱一碗的稀饭勉强裹腹。夏夜，我独自骑着自行车来到长江边，坐在寂寥的江堤上，四野无人，望苏北的隔岸灯火闪烁，江上船只的马达声轰鸣而过，微风拂面，些许惬意。这辽阔壮丽的江景，却丝毫无法缓解我内心的悲伤、孤独，压抑到极至的心潮，如江水般涌上心头，悲从心来，我刹那间想到了离开这个绝望的世界，与江水拥抱，一了百了，从此解脱。我双手掠过江水，凉凉的。然而，正是这凉让我警醒，人这一生，谁不曾受过苦，含过冤，遭过罪，背过锅，当过替罪养？那么他就没资格在这世上走一遭。一个闪念，也许会与这个世界挥别，然而，我想到欠下的债务，尤其是夏老那样善良的老人，我怎忍心一走了之？泪水无声地滑落，那份蚀骨的孤独与绝望，只能靠自己慢慢地嚼嚼碎，咽下去。对咸秧草倾注的心血与执念，早已超越了赚钱的初衷。我只想让它活下去，发展起来。它就像我无力抚养的孩子，不忍看其夭折，宁愿送与他人。

　　

咸秧草命运的齿轮终于在2004年初开始转动。有一天，我去拜访同行朋友顾总，我聊起咸秧草。一番介绍后，他表现出浓厚兴趣，但不愿合伙。我当即表态：只要能把产品做出来，怎样都行！几番商议，我将前期投入18万元的公司，以3.8万元的价格（分期支付）全盘转让给了他。顾总接手后，雷厉风行。他聘我为生产厂长，聘请赵总为总经理兼销售经理。随即投入资金：聘请无锡江南大学专家，设计精美礼盒包装，延请恒顺酱醋厂的退休调味大师优化产品配方——这恰恰是我想做而无能为力办的事。更关键的是，顾总投入重金进行广告宣传，产品尚未上市，名气在扬中已家喻户晓。这为产品上市后的火爆埋下了伏笔。

　　

2004年国庆，产品隆重推出，一炮走红。仅仅春节前的3个月，便收回了全部成本。顾总的市场运作能力，令人叹服。我在顾总公司做了几个月厂长，月薪八百元，对于偿还十几万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此时有人点拨：你懂工艺，懂销售，何不自立门户？深思熟虑后，2005年4月，我离开了公司，决心再次创业，依旧是两手空空。幸而有了对咸秧草产品的深刻理解，这次很快找到了几位合伙人。然而好景不长，产品尚未铺开，合伙人之间便生龃龉，陆续退股。我只能引入新合伙人，用新资金置换旧股，最终形成三人合股的局面。我以技术入股并借款补足部分资金，担任总经理。也或许得益于顾总前期广告对咸秧草市场的培育，产品上市后销售形势一直喜人。咸秧草的成功，我与顾总可谓相互借力，共同受益。两年后，我收购了另两位合伙人的股份，实现独资经营。2008年初，我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如今，扬中生产咸秧草的公司已发展至三家，产业初具规模。更令人欣慰的是，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植秧草的积极性，实实在在地带动了乡亲们增收致富。当年田埂间的“救命草”，历经岁月的揉搓与市场的洗礼，终于蝶变为扬中一张闪亮的地方名片。这碟源自江岛深处的家常小菜，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也最终成全了一个在绝望中未曾放弃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