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恒俊

长江的水，年复一年拍打着江边的沙滩，把母亲的日子泡得又咸又涩。而父亲，是那浪里最不安分的一块石头，总在她心上撞出些血痕来。

父亲十四岁那年，初小的课本还带着油墨香，人已站进了八桥街竹壳厂的工人队伍。竹篾在他手中翻飞，编出一个个圆整的热水瓶壳，少年人的力气裹在蓝布褂子里，连眉眼都带着劲。母亲说，那时的他是真好看，站在一群工人里，像刚抽条的青竹，直挺挺的。情窦初开的年纪，她就这么被这根青竹绊住了脚，铁了心要跟着他回江边沙滩去。舅舅一家把话都说透了，沙滩上的日子是吹着风嚼沙子，可母亲认准了人，谁也拉不回。

后来有了我和弟弟这对双胞胎，父亲倒也有过一段亮堂日子。十六岁当上生产队会计，他总把账本揣在贴身的口袋里，工分薄上的甲字、乙字劳力，被他的笔尖描得工工整整。他常对着我们炫耀：“全队人的口粮，都在我这账上呢。”那时他眼里的光，比晒在沙滩上的日头还烈。

可日头会西斜，人心会走岔。不知是谁先递来了骰子，骨牌碰撞的脆响像勾魂的铃，父亲一步步陷了进去。家里的日子本就靠着几分薄田和他的工分钱撑着，被他这么一赌，很快就见了底。有次他输得精光，红着眼冲回家，恰逢我和弟弟哭闹着要吃的。他像被点燃的炮仗，一把揪起我的胳膊就往江边拖，嘴里嘶吼着：“养不起了！养不起了！扔到江里干净！”当时我虽然才三四岁，但也吓得直哆嗦，眼泪糊了满脸，只听见母亲疯了似地扑上来，死死抱住他的腿，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你要扔就先把我扔下去！这是你的种啊！”她的声音劈了叉，混着江水的呜咽，最后竟跪在地上，死死把我护在怀里。父亲被她的疯劲镇住了，愣了半晌，甩开手蹲在家门口路上，发出困兽般的呜咽。那天天很阴，江风吹在身上像刀子，母亲抱着我，后背的衣服全被冷汗浸透了。

他开始东家借西家挪，后来竟把主意打到了生产队的余粮和公款上。八十年代初的风，带着霜气。父亲挪用公款的事被捅到了乡政府，公安来了人，把他带去扬中县的雷公嘴小岛上劳改。那一个月，母亲总在灶台前发呆，火钳把锅底戳得叮当响。乡邻路过门口，说话声总像故意放轻，却又偏偏能飘进房子里。我们姐弟几个上学，总低着头走，怕见人眼里的打量——那是父亲这辈子，给我们心上刻下的第一道深疤。

分田到户后，父亲不当会计了，改做贩运树苗的生意，常常一周不见人影。母亲在村口望了又望，望穿了晨雾，望断了晚霞，等来的却是旁人带的话：他把本钱连利钱，全输在牌桌上了。后来才知道，他竟和一群狐朋狗友租了条渔船，在长江中心赌了七天七夜。

那时姐姐和我们兄弟正上初中，书包里的课本鼓鼓囊囊，家里的米缸却已见了底。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白天强撑着给我们做饭、缝补、上班，夜里就坐在床沿，对着黑暗叹气。有天奶奶偷偷拉过姐姐，指了指床底——一瓶敌敌畏，玻璃瓶子在昏暗中泛着冷光。奶奶的手抖得厉害，姐姐慌忙把药藏进草垛的角落，回头看见母亲坐在门槛上，望着长江的方向，背影单薄得像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芦苇。

父亲这辈子，牌桌上红着眼厮杀，转身面对上门求助的人，却总像换了副心肠。

谁家揭不开锅来借米，他明明前天才让母亲把最后半袋糙米藏进柜底，偏要拍着胸脯说“有有有”，翻箱倒柜找半天，最后把母亲准备给孩子熬粥的碎米都塞给人家，自家吃没米粯粥。过后母亲念叨他记性差，他只挠头笑：“人家开口了，总不能让难住。”

最难忘的是表哥。姑父走得早，姑妈拉扯着五个儿女过活，每年腊月二十几，小表哥必定裹着一身寒气来我家。父亲见他缩着脖子在门口打转，不用开口就往他兜里塞钱。那时我们家也紧巴，母亲藏在枕头下的过年钱，往往被他一分为二，一半塞给表哥，还反复叮嘱：“回家交给妈妈置办点年货，年总得过像样些。”

表哥后来总说，那些年若不是舅舅，他们姐弟五个怕是熬不过那些冬天。只是父亲转头就把这事忘在牌九声里，来年腊月，依旧会摸出皱巴巴的票子，塞给风尘仆仆的外甥。

母亲常叹他这辈子，左手把家当掷在牌桌，右手又把暖意撒给旁人，糊涂得让人恨，又偶尔让人心里发涩。

父亲还有他的优点的。他从不沾酒，半百那年，竟把一天两包烟的瘾给戒了。那时他咳嗽得厉害，常常半夜咳醒，声音像破旧的风箱在屋里拉扯，我们姐弟几个缩在被窝里，听着心都揪紧了。亲戚们轮番劝，他终于把烟扔了，只是空下来的手，总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着，像还在数着牌桌上的点数。

六十岁后，他跟风去贩老槐树。那时乡里传得厉害，说槐叶落进河塘会致癌，家家户户都在砍树。他就在一次运树时，从拖拉机上滚了下来，左腿膝盖骨裂了。医生拿着片子叹气道：“年纪大了，这膝盖怕是好不了了。”从此他成了瘸子，走路时左腿总拖着，像拖着块卸不掉的石头。

可就是拖着这块石头，他也没忘了牌桌。常常拄着拐杖，坐在电话旁拨号，声音里带着笑：“来家里玩两把？”母亲坐在灶前烧火，火星子溅在柴草上，她眼皮都不抬，只冷冷地哼一声。儿女们给的赡养费，多半被他换成了牌桌上的筹码，乡邻见了我们，话里话外总带着些嘲弄。母亲忍到极处，把他赶到了倒石桥的出租屋。我们却总往那间小屋里跑，送些钱和吃的，坐一会儿，毕竟是父亲，血浓于水的牵挂，断不了。

再后来他小中风了，母亲终究是软了心，接回家照料。那些年，她每天给父亲擦身、喂饭，把药熬得温温的递到他嘴边，从没说过一句重话。长江的水依旧东流，沙滩上的芦苇枯了又青，父亲就在母亲的照料下，再次中风后，安安静静地走了。

如今提起母亲，总觉得她像沙滩上的盐碱地，被父亲这块硌人的石头压了一辈子，却硬是长出了我们姐弟几个的根。而父亲，像一阵忽急忽缓的风，刮过母亲的岁月，留下满地狼藉，也留下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