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克进

时光匆匆，转眼姐姐黄春英已离开我们两年了，但其笑颜常常就在眼前，思念不断，挥之不去。

姐姐生于1928年，那时山河破碎，盗匪猖獗，民不聊生。我家虽有薄田八亩，父亲靠手工缝衣，远在宜兴、上海等地谋生，后又在上海食品公司供职，但收入低微。加之母亲体弱多病，姐姐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过早地成了母亲的帮手。弟妹的出生，特别是我的到来，成了家中宠儿，是姐姐的手抱、肩背助我成长。上学了，还得护送到校才可回，生怕沿途玩水出险。

为了增加收入和肥料，家里养起了猪羊。那时人且难活，猪羊只能靠野草喂养，这个担子又无情地落在姐姐肩上。有一次弄了点快枯萎的菱荷回家喂猪，被邻居上门大骂，脏话、蠢话连天，她抱头痛哭，忍辱负重。喂猪的野草，春夏易得，寒冬必须趁晴天将河草绞上来晒干揉碎备用。扬中河道不大，难以满足，只能跨江到丹徒的姚桥姑母家附近绞晒装袋回来，其中艰辛付出可想而知。

姐姐是长女，从小便投入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从未跳出农门。

姐姐婚后，上有两个婆母，又有大伯妯娌，加上小姑及子侄，庞大的家庭、复杂的关系、生活的重担令人难以喘息。因此她既无快乐的童年，也无花季的年华，只落得个地道的家庭主妇身份。年轻时，与姐夫披星戴月，风雨同舟，在土圪塔里挣食度日。合作化时，为挣工分，勉强生活。乡镇企业初兴时，丹徒象山办起了塑料厂，她与邻人结伴而行，离夫别子，经年累月。由于没文化，又不善迎奉巴结，虽然死干活、干死活，收入却少得可怜。

分田到户时，她夜以继日，除种好本份田之外，还到处垦植别人丢弃的零星地块。块数之多，只有她心中有数，而收获的作物又大多送人，剩下部分设法变卖以增加家庭收入。直到自己病危，家中还剩有若干黄豆、菜籽、小麦等由子女处理。

姐姐为了活得有尊严，手与口袋常来往。即使弯腰驼背，还曾为人家挑粪，一元一担，要从老郎街送到兴隆中学（原）后面，来回一趟二三里之遥。经常白天摸螺蛳，挑野菜，晚上挑拣分类，次日起早赶集出卖。说实话，她出售的产品，由于经验、品种、肥料等先天不足，卖相不佳，难以出手。于是大包小包，手提肩背乘车去三茅，上下车不知挨多少人的白眼、司机的责骂。到了菜市场，为摊位常遭同行挤兑。

年过八旬，姐姐背更驼了，腿脚行走不便。我大女儿送其独轮推车，她十分满意。此车陪伴十余年，成了她运载物品的工具和拐棍。她因熬夜太多，坐车常因瞌睡误过站。后来上车便嘱咐司机到站提醒，有次司机忘记呼唤，直至教堂她才发觉让其停车。司机极不情愿地停下，责其快快下车后便扬长而去。她无奈返回，因找不到拐棍车，直到董家埭站（走过了两站）巧遇表弟于纪根将其送回，并找到独轮车。姐姐就是这样艰难地过日子——在外干活，渴了喝几口河水，累了坟头、草滩席地而卧，醒了再干。

姐姐一生倾情，关心关爱子女，睦邻亲友，坦诚相处。儿女相继出生，她无力厚养，尽管布衣粗食，但已尽力。大儿因无辜牵连，上学无门，当兵被阻，就业艰难；爱女家庭波折；二儿虽也聪明，但天公妒才，患病到处求医无果，年纪轻轻就抛妻别女，含恨痛离父母而去。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遭遇、打击，难以言表。小儿有幸参军入伍、提干，但在炮火连天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信息全无，生死不明，这种煎熬又有多少人尝过？非常庆幸她家现在枝繁叶茂，四世同堂。

亲邻相处，堪为楷模。谁家有事，随礼不缺。就连我二女生孙从美国带回家时，邀其同贺，一见面她就连连责怪我们不该瞒着她，一边翻遍口袋找钱给见面礼。厚厚一沓也只值百元不到，面值最大五元，最小一角，还有硬币——这些都是平时卖菜积下的钱，引得满堂欢笑。不是笑她小气，而是赞扬她真心真诚、慈祥有爱。为劝阻她起早贪黑上街卖菜，我曾几次给她两千余元，说是买她一年的菜钱，经多次劝说方才收下。可她又要分发给侄女，说等她死后算香烟钱，直到临终时还提起此事。我们只能假说已办好，她才作罢。

如今站在老屋的廊檐下，仿佛还能看见她弯腰喂鸡的身影，听见她隔着菜畦喊我吃饭的声音。那只她用了十几年的独轮车还靠在墙角，车把上磨出的木纹里，浸着她手掌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