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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吕军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扬中卫生事业状况，《扬中县志》仅寥寥数语，“扬中县建置前，无医药卫生机构；建置后，较长时间内亦仅有少数民间医生，个人挂牌或走村串户行诊。直至民国24年（1935），始有私人在天后宫镇开设的遂生医院1所，医护人员3人，病床5张”。另外，在“机构设置”中提及，“解放前，国民党县政府未设置专门卫生管理机构，卫生工作由第一科兼管”；在“医疗”中提及，“解放前，县内的中、西医均为私人开业行医。民国35年（1946），三茅镇设民办官管卫生院……医护人员3人，设备简陋……只有听诊器、体温计、注射器等简单器具”。
近期，扬中博物馆陆尊研究员传给我一批民国时期有关扬中的报刊、文牍史料（电子版）。其中数份是涉及扬中公共卫生的，为我们窥见民国时期扬中卫生事业的真面貌提供了孔道。
从民国三十六年（1947）江苏省卫生处发给扬中县政府的一则训令看，民国时期的扬中卫生事业是极其落后的。该训令指出，“该县卫生院仅租用民房两间，布置亦欠整洁，殊不适用。复查该院系一卫生所之组织，按照规定编制，有员额四人。现该院除院长外，医师一人，护士二人，事务员一人。经核实，该院事人员资历均与规定不合，各项设备亦属简陋异常。工作方面，除每日门诊病人十余人及开始种痘外，余无成绩表现。据此，查该院房屋狭隘，设备简陋，医事人员又少，资历且多不合，工作难展，自无以表现，合令切实整顿……”不难看出，训令所述，从设施设备、人员资质到日常诊疗、工作成效，不仅与《扬中县志》有关内容相印证，而且更为具体详实。
那么，民国时期扬中卫生事业为何如此简陋？是因为扬中的百姓没有求医问药的需要吗？1934年，受江苏省农行指派赴扬中进行调查指导的陶润金，在其《扬中农村社会概览》调查中写道：“（扬中）乡民疾病多不延医治疗，但知拈香祷告。”因为医疗资源匮乏，扬中的百姓请不到也请不起医生诊疗，只能通过“拈香祷告”以祈慰藉。
面对重大疫情，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民国三十五年（1946）九月十四日的 《新闻报》上，刊载了一则题为“扬中县时疫严重”的新闻。文中写道，“扬中县近来时疫严重，一小时内连死六人，以致陷入恐怖状态……缺乏西药，希苏省政府速派卫生人员前往扑灭，乡民幸甚”。笔者查了《扬中县志》，并无此次疫情发生及结果的记载。新闻中提及的“希苏省政府速派卫生人员前往扑灭”的诉求，有没有得到回应，也不得而知。《扬中县志》“民国35年（1946）”条目下记载，“是年，私人集资在三茅镇开设民办官管的扬中县县卫生院1所，医护人员3人，病床2张”。但据《扬中县志》所载，其“主要任务是为当时政府检验壮丁的健康状况和勘验刑事伤亡案件”。至于县卫生院开设与当年的疫情发生是否有关，就无从知晓了。
既然卫生事业与民众性命攸关，为何民国时期的扬中卫生事业竟是如此落后呢？笔者以为，除了政治黑暗、人才缺失外，经济贫困大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扬中经济的窘迫可以从一份民国时期的《江苏各县收款调查表 （扬中县）》（大概是1917年的统计表，笔者注）上看出来，其征收款项不可谓不庞杂，包括“芦课附税”“杂捐附税”“渔课蔴膠税附税”“田房契税附税”“碾捐”“鱼肉捐”“丝茧捐”“典捐”“警察捐”“田亩捐”“江面船照捐”“屠宰带征学捐”“手数料”等十多项；开征日期不可谓不早，从民国元年（1912年，笔者注）至民国三、四年不等；但征收金额却很有限，以1915年为例，多的如“芦课附税”有4079元，少的如 “渔课蔴膠税附税”只有3元，据笔者统计，该年征收总额约为七千元。
曾于 1929年 4月至1931年4月，担任扬中县长的徐祖绳在其《扬中县县政概览》一文中，以十七年度（即民国十七年，1928，笔者注）”预算为例，指出“正省各税，合计收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五元；而支出有四万六千五十八元之多，收支不敷情形，概可想见”。在所有支出项目中，笔者未发现有卫生事项。
徐祖绳的前任，于1928年8月至1929年4月曾短暂担任过扬中县长的郭泌，倒是在其所作的《扬中县政府十七年十二月政治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卫生事项”。不过所谓的“卫生事项”，只是组织县政府职员和公安队队兵搞了“大扫除运动”，成效为“共扫得污秽十三担，运往僻地倾弃”，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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