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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正祥
这个清明节，远在山东的我由于身体欠佳再一次不能前往故乡为父母扫墓，只能睹物寄托哀思了。
父母的遗物很多，但我能带在身边的现在仅存三件。
第一件是票夹，一只棕色皮夹。这是我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时父亲送给我的。记得我走的那一天，父亲送我到思议港码头准备坐常州班轮船到奔牛换乘火车去上海。到了思议港码头后，我让父亲回去，他坚持要继续送我。我说：“我成年了，也不是第一次出远门，火车轮船都坐过，您放心吧。”他二话没说就买了两张船票。我仍然劝他把船票退了，不要再继续送我，我说：“您送我上了火车后，没有船回来，必须在候车室里待一夜，第二天才能回扬中，我到学校了您还到不了家，我也不放心啊。”但父亲仍然坚持送我。也许他多年漂泊在外知道一个人离家的滋味；也许他觉得我们今后聚少离多，非常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其实我们在船上并没有说多少话，只是紧挨着默默地坐着，感觉到彼此的呼吸，感觉到彼此的体温。
下了船走到火车站，在候车室里，父亲将这个票夹给了我，里面分别装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户口迁移证明、照片以及学费生活费等，并再三嘱咐我：“火车上人多，什么人都有，放在贴身的地方，一定要保管好。”
这只票夹，虽然是父亲用过的，但仍光亮如初，上学期间一直用着，用它装饭票、粮票和零花钱。后来参加工作了，买了新的塑料票夹，但这个皮夹一直保存着，写这篇文章前我再次打开它，发现里面还存放着当年的几张成绩单和十余张上海古建筑的风光照片。
第二件是算盘。这把算盘是父亲生前任生产队会计（记工员）用的，两边还系着可以提着的绳子。父亲在任会计期间，除了每天与大家一齐出工外，还要利用晚间或闲时做账，尤其到了年终分红的时候，父亲特别忙，生怕有一点差错。他对这件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账目清楚、公私分明，乡亲们有目共睹，在大家的信任下一做就是十多年。
有一件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上高中了，学习越来越紧张，夜间学习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而且那时煤油紧缺（当时用油灯），需凭票供应，我家的煤油计划总是不够用的，每到煤油快用光的时候我就犯愁。当时每天晚饭后，父亲就抱着账簿提着算盘去队长家里参加评工分会议，几乎天天如此。有一天，我灵机一动给父亲说：“家里的煤油快没了，你与队长商量商量，能不能将评工记分的会议放到我家来开，你们评工，我借借光，在一旁做作业。”父亲觉得可行，就与队长商量，队长同意将评工记分的会议移到我家来开。他们评工，父亲记账，我在一旁做题，会议结束以后，父亲仍然要做汇总，做一遍复核一遍，他劈里啪啦地打着算盘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年做年终分红的帐公布以后，一位叔叔认为与他自己记的帐有出入夜晚来家质问，父亲不急不燥，摊开账簿一天一天的与他核对，没有丝毫差错，而是这位叔叔自己汇总的时候多算了。父亲去世以后，我将这把算盘从老家带来山东，现在挂在书房里靠书桌的墙上，每天都能看到它。
第三件是小木箱，是母亲出嫁时的嫁妆之一。我去上海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回老家带过去的，是为了存放一些小件物品。妈妈去世的时候我还小，我对妈妈最深的印象就是她没黑没夜地在纺纱。
妈妈是村里出了名的纺线能手，她纺线又快又好，奶奶常常夸奖妈妈，她老人家用布一定要选妈妈纺的线做原料织成的布。但是妈妈病了，得了严重的痨病（肺结核），到了后期，她摇纺车的手臂显然没那么有力了。她不停地咳嗽，咳出带血的痰，白天咳，晚上也咳，一个晚上能咳出半杯粘痰。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想怎么样才能让妈妈休息片刻？于是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偷偷地将纺车上的一个关键部位——锭子搞弯了，这样妈妈就不能纺线了。妈妈发现以后，不容我解释，一气之下打了我，并说我不懂事，不懂妈妈的心。说着说着她自己也哭了，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过后，我去问奶奶：妈妈说我不懂事不懂她的心，妈妈究竟有什么心事啊？奶奶说：孙儿啊，你妈妈得了痨病，看来过不了今年啦，所以她拼命地纺线，她放不下你们兄妹俩，想给你们留下足够多的布料，她才放心而去。说到这里奶奶和我相拥而泣。
不久妈妈永远闭上了眼睛。这只小木箱是母亲唯一的遗物，从南到北辗转50多年，搬家6次，都没有舍得扔掉，现在是我的八宝箱，里面存放着我个人的宝贵资料，其中包括那个票夹。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远在他乡的我用文字追思父母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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