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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国度。照理，大凡识得二三千字，阅读一般书籍自非难事，谓读书难云云，亦有说乎？
我所说的读书难，难在没书读，难在不准读。
我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差不多与文革相始终，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自然无从想象那是怎样的灾难。那是一夜之间，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操场上，乱七八糟地堆起了小山一般的物件，有各式菩萨神仙的雕像与塑像，有分不清年代的字画作品，有据说是浸透封资修毒素的书籍，还有一捆一捆的家谱以及其他沉淀着不知多少岁月的玩具、用具之类的东西，雷鸣般的口号之后，是熊熊的烈火，映红了我们愚昧而兴奋的脸庞。这一红，就是整整10年。
原本就有限的书没有了。线装的古书自不必说，巴金、老舍、曹禺的书，也“反动透顶”了，连《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这一类的红色经典，也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货了。还有什么书可读呢，鲁迅的几本书还可读，高尔基的《母亲》还可读，毛选四卷，不是可读，而是必须读。记得读初中之前，我家只有五本藏书，毛选一卷、二卷、三卷、四卷，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因而小学生涯六年半，我没有一丁点读书的记忆。
直到就读于丰裕中学，几位可敬可亲的语文老师，才让我明白人间还有有趣的书可以读，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那时，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说开始大量出版了，上海有新的文学刊物创刊了，北京也有两三家文学期刊复刊了。我千方百计地找书读，能读到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剑河浪》这些紧跟形势的书。其实，有几部书，本来我是可以偷读的。那时差不多有一年半时间，丰裕中学图书室的钥匙就在我书包里，我在两大书橱中，见到了欧阳山的《三家巷》，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我想读，又不敢读，隐隐的有一种草丛中盘着毒蛇的恐惧感。
高考恢复后，居然让我考上了大学，由于喜欢读书，我填报了中文系。那是一段最为畅快的阅读时光。法国的左拉、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英国的狄更斯、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俄罗斯的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能借到什么就读什么。文革前的一些书开始重印出版了，我每月省下4元钱的菜票，卖给带薪读书的同学，加上每月的4元助学金，大多用来买书。
大学毕业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中国经济进入了稳步乃至高速发展期，出版业也是越来越兴旺，实现了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1978年中国只有105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仅14987种，2017年出版社已达580多家，出版图书近50万种，成了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阅读难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书海茫茫，却给我阅读“难”的感觉。
“难”在何处？
“难”在书籍汗牛充栋，精品难寻；“难”在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用于阅读的课余时间几乎没有，也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难”在网络、电视挤走了原本可贵的阅读时间；“难”在商品化洪流的裹挟使得社会的阅读风气每况愈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远低于韩国的15本，法国的24本，日本的44本，以色列的68本。我国人均每天读书13.43分钟，是世界人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一。
工作36年，我退休了。但是，阅读的爱好没有退休。工作期间，有许多与工作相关的杂志、书籍要读，现在，那些书刊杂志都可以置之不理，静下心来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读什么书呢？细想又有些茫然。到书店去看看吧。书店比以前多多了，可书店的半壁江山，是教辅用书，另外半壁呢，有大开本的精装书，有塑料皮封好的平装书，有图文并茂的快餐书，有各种系列的丛书，其中面向儿童的书，又占有不小的比例。外国文学专柜，倒是让我眼睛一亮，大学时代所钟情的书，在专柜上静静地立着，抽出一本，再抽出一本，书名还是以前的书名，译者却不是以前的译者。看看文字，远不是我所喜欢的味道。
书店和图书馆越来越多。中国出版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式各样的读书公益活动时常可见。我所说的读书“难”多半是属于个人偏见的感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版现状与阅读现状都很难让我给出“满意”这两个字。当然，与40多年前相比，这就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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