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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社
拉绳定点栽秧
生产队，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曾勾起我无数次的牵念。它好长时间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依我看来，它还好长时间作为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行政单位。它存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
时间是一条无岸之河。诗曰：日之夕矣，牛羊下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在手的事情就像头发一样越来越少。社会发生的事越多，记住的事越少，但几十年前的旧事却越来越清晰。我1975年夏天高中毕业回到新坝公社新春大队第四生产队，1978年初离开，两年多的时间在我的人生中不算很长，但人生最清晰的脚印，却往往印在最泥泞的道路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正是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时候，双季稻种植、拉绳定点栽秧、冬麦薄片深翻、排水深沟挖掘等，让劳动强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就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投入农村怀抱，加入农业生产，融入农民大军。其间做过一年半的生产队会计，还代理过队长，18岁也算初尝过“一肩挑”了，苦多甘少，忧多乐少。如果说收获，那就是掌握了劳动技能，强健了体魄，锤炼了韧性。
劳作
说实话，那时生产队的十八般武艺都经历过，这里且作随意采撷。
由稻麦两熟改为两稻一麦的三熟，缺肥是很自然的事，上级不时地安排外地化肥厂的氨水供应农村。记得有天清晨，我们十几个年轻人，结队前往栏杆桥（现扬中一桥附近）挑氨水，到目的地人山人海，船上和跳板上人头攒动。因供应数量有限，大家你争我抢。第一担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回。从栏杆桥到目的地（今大航集团附近），道路蜿蜒曲折，我们抄小路，走捷径，100斤重的担子，“马作的卢飞快”，一气呵成，中途一次也没停歇，无数次的左右肩替换，只为一个信念，必须抢到第二担。待第二担抢到手后，“牛困人饥日已高”，大家“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人人如出了气的烧酒，烈性全无，再也没有第一担的气力，待挑回到队里已是正午了。两碗稀粥下肚，下午又奋战别的农活了。到晚收工时，大个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早晨他负责排队买氨水开票时，营业员多找了三元钱。如何处理？退与不退，各执己见。其中小个子说，为什么要退？那营业员我认识，还是同学，上初中时成绩差劲，就因为父亲是干部，安排了工作，做得人上人，而我们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今天这事大家听我的，这三元钱明天买猪头肉吃。大家听后，心中燃起了不平之火，一致赞同。第二天大家果真饱餐了一顿。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就感到名正言顺。这事今天看来，是耶？非耶？不公正的社会现实，扭曲了年轻人的是非，做了一件碾压道德的事。
全民积肥当时是解决肥料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甲乙丙劳力的不同，每人必须完成600斤、400斤、200斤的青草任务。一时间田边沟边百草全无，马路边毛草光秃，成了癞痢头，向雷公嘴进军是最后的出路。一天早晨，我们一行肩挑草篮，六点就在丰乐桥江边待渡，因人多船少，估计要等两个小时才能过江，这时一些江边黑船向我们招手，尽管这船仅比罱泥船稍大一点，但人到着急时，也只能如此了，能渡就是幸运。船行至江心，风大浪急，这一叶扁舟左摇右晃，江水把我们的屁股打得精湿，船只随时有倾覆的可能。上帝保佑。上岸后，看到岛上大片的青草，我们如饥鼠入太仓之廪，两小时不到，两草篮即满，吃点干粮，准备开拔，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时间潮水猛涨，淹没了道路，整个雷公嘴就是一个汪洋中的芦苇岛，分不清东南西北。白浪滔天，雉鸟哀鸣。有人急中生智，爬到树上察看方向。就这样挑着100多斤的担子淌水前进，每走一段，则攀援大树，察向而行。迨至返家，已筋疲力尽。
扬中农民较之外地，还多出一种苦力，就是每年要加江堤，而且一干就是十天八天。今天的江堤固若金汤，被誉为水上长城，非一日之功。自1954年淹大潮后，就逐年加宽加高。当年冬季，大家踊跃上江堤，一是确实意识到一失万无，二是上江堤有干饭吃，还有五花肉烧青莱，这诱惑力大大的。尽管爬坡一天，铜皮铁骨也吃不消，但人的第一要求是吃饱饭。第一碗盛浅一点，为的是争取时间抢第二碗。到晚收工，将地上的树根、柳根收拾成捆，装进泥笿挑回家作生活燃料。收工时夕阳西下，跑到家已暮霭沉沉。年纪大些的，腿脚不便的到家摸门籍子了。在所有的农活中，最可笑的，要算拉绳定点栽秧了，两人拉绳，绳上都扣了彩结，每结栽一颗，十几人同步栽秧，同起同落。拉绳人哨子一吹，全体下栽，哨子一停，全体站直，就好像演木偶戏。一开始感到好奇，但干一整天是受不了的。各人无法进行体力和时间的调节，特别是男女一起，小便问题没法解决，家境好点的可以吃得干些，缺粮户做不到，早上吃两碗照见人影的稀粥，一上午要小便三四次，这时由左右邻居代栽，乱七八糟，骂声一片。还有烈日当空，口干无法喝水，有人就抄起屁股后的未栽田里的水，喝它几口，谈何卫生？我想拉绳定点栽秧，是农村形式主义的峰巅。近半个世纪了，谈起这事，人皆哂之。
看夜
生产队虽财富不丰，但粮食是命根子。农忙时节，到晚谷物堆上要盖印 （木盒里面装石灰粉），然后安排人值守。仓库常年有人看夜，排出值班表，到时上岗。
农村的夜晚业余生活是单调枯燥的，如果说还能给年轻人些许娱乐的话，那就是看夜打40分（与后来的打80分大同小异），四人玩牌，两两对家，40分上台升级，输方耳朵上夹上大小不同的夹子，以示惩罚。这点娱乐确实能开心一刻，兴之所至，有时玩到下半夜三点，干脆不睡觉了，早早回家洗漱，准备开早工了。
记得1975年秋天，生产队高田上大片山芋已成熟。饥馑年代，山芋也是被盗对象，队里必须安排看夜。高田上坟冢星罗棋布，年代久远的无主坟比比皆是，我们看夜的棚子就搭建在一个比较大的坟茔上，棚内有两张板凳架起的竹床。有天夜里，一个伙伴半夜起来小便，因脚步匆匆，突然一只脚陷入腐朽的棺材内，因不能自拔，在嚎叫着，我们大惊失色，吓得魂不附体，费九年二虎之力，才使之脱险。这事第二天迅速传开了，都说这里有鬼，可能活人种山芋扰乱了死人的安宁，阴曹地府的人来报复了。自此以后，这五六亩坟地再也不种山芋了。
晚上看夜我最喜欢与 “小流浪”搭班，这名字可有来由。老人家当时五十多岁，因年轻时常年在外流浪而得名，曾经被国民党抓过几次壮丁，最终都开小差逃脱。有一次被抓后押往北方，竟然半夜趁老兵熟睡之时跳火车而得逞。他虽识字不多，但经历十分丰富。他既不像人参，也不像树根，他像老山药。老山药有嚼头，老人话有听头。我就喜欢听他讲“山海经”，或说些劝善惩恶，或说些因果相报；或说些奇闻轶事，或说些古今兴亡。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位历史地理老师。有人说代沟不是按年龄划分的，而是按兴趣划分的。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国民党也抗日，第一次听说李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主张国共和谈之事。在禁锢的阶级斗争年代里，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口，真所谓“庙宇未必有真佛，闹市但许有高僧”。
粮荒
生产队本来就是生产粮食的地方，但近水楼台难得月。七十年代末期，农村粮食依然十分紧张，虽不像三年自然灾害直接饿死人，但人们还是饥肠辘辘，肚子经常饿得咕咕直响。因左倾蛮干，改单季稻为双季稻，理论上可增产，但实际上扬中地处北纬32度，积温不足，不适合种植双季稻，加之肥料不足，第二熟稻经常瘪屎郎当，产量极低，“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是人们反思后的醒悟。
稻麦登场后首先要交公粮，口号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否则城里人就没饭吃了。
每到三春，青黄不接，队里三分之一人家断顿，好在人民政府不能饿死人，只能动用国家储备粮计划，分期分批地下达各生产队，然后由生产队安排各户。这当然是好事，但具体分配就难了。记得计划最少的一次只有218斤，一些爷爷奶奶辈的、大叔大妈辈的，哭哭啼啼，纷纷找我要计划，我心软，这场景不禁落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十八岁的我，一时无所适从，生产队这个小官确实也不好当啊。其实谁家最困难，我还是心中有数的，我只能按轻重缓急将计划安排下去。领到计划的千恩万谢，领不到计划的骂骂咧咧，我也只能这样了。
记得有一年，为了把大寨精神真正学到手，推行常年吃粮自报公议的方式。这也很难，报得多了，说明思想境界不高，私字作怪，想多吃多占；报得少了，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常年要饿肚子，这可吃它不消。生产队晚上召开户主会议，大家东拉西扯，都不愿触及正题，在边缘打转，整整一个晚上，无果而终。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有智者说要分类，可笑的是，有人提出按阶级成份分类，有人提出按体重分类。我从实际出发，按成人、小孩分类，成人再按甲乙丙劳力分类，小孩再按年龄段分类，这样既兼顾人的粮食消耗情况，又能鼓励劳动力出力大干。队委们最后确定，甲劳力600斤，乙劳力550斤，丙劳力500斤（皆谷物，非净粮）。一道难解之题终于获释。这项创新性的机制，搞了一年也就作罢了。
分配
1960年，中央为纠正浮夸风等“左”的行为，颁布了“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归生产队，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既然如此，分配权非生产队莫属。
生产队分配元旦后进行，春节前结束，主要是粮食分配和经济分配，既要体现“人人有饭吃”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又要突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分配的重头戏是经济分配。农民一年到头都有心中的希冀，祈盼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分配前大队会计就通知我，准备好各项资料，结扎好各项收支，清理好各方往来，这些事情够我忙上几天时间，有时为清理往来，经常与当事人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大队会计是摆方案的操作者和裁决人，他来了，队里的社员既兴奋又忐忑，有时私下请求能否把方案摆得漂亮些。实际上摆经济方案方法是固定的，先汇总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副业收入、社办厂人员交钱记工收入、其他收入等，再汇总支出，包括农业支出、固定资产支出、其他支出等。总收入减去总支出，作为可分配资金，然后提取百分之一公益金，百分之三到五的公积金，剩余部分除以全年全体社员工分数，得出工分价值，就是社员说的单价。单价确定后，我就连开夜工，把各户工分折款，减去粮草折款，得出各户当年余（欠）款，余款户和缺款户可私下调剂，这要看交情厚薄。不同的年份单价有高有低，总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总不能过年还穿破棉袄。
1976年，我队的单价是两角玖分，也就是说，如果一天得10分工，收入就是两角玖分，这数字纵向比，还进步了点，但与相邻的联合公社红联12队比，差了一大截。他们当年单价捌角捌分（主要是联合砂轮工业发达，交钱记工人员多），煞是羡慕。这一年，我本打算年终分配后做一件“的卡”的中山装，因工分单价不甚理想，收入卑微，也只好作罢，只能寄希望于来年了。
寻梦
生产队常年劳作是十分累人的，文化生活基本是沙漠。有时感到农村是一片雪地，而自己只是落雀。对于一个高中毕业且具有一定思想的回乡知青来说，并不可能只满足于吃饱肚子。生活在角落里，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欲望。特别是看到每年都有我熟悉的人被推荐上大学时，不禁心机萌动，那可是人生的辉煌金塔，登上这塔顶，将万事大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都会接踵而来。有时哀叹自己命蹇运涩，鸿运遥遥，有时晚间又辗转反侧，难道一点希望也没有吗？最后还是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文革期间的高校招生，自1970年开始，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到1973年，国务院出台了新的意见，除前面三个程序以外，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考查的内容和方法由各省市自治区进行实验。从实际情况看，前些年被推荐的基本上这样三种人，第一种是根正苗红，且农村劳动成绩突出的人，令人信服；第二种是四类分子家庭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谓落实政策；第三种是有相当背景的人，“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我只能觊觎第一种人中，能否有一席之地。为了能赶上时代的班车，平时吃苦耐劳，按手上有厚茧，滚一身泥巴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平时晴耕雨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每期必读。我根据前几年考试范围和内容，了解到农业知识占很大比重，当时建新大队老支书周锦余就负责出过农业题目。为此，我设法购买了 《水稻栽培问答》《三麦的田间管理》这两本书重点研读，可以说烂熟于心，并且自己整理出了一百多条题目，自问自答。不知听谁说试卷文字书写也很重要，印象分比例不小，为此特别注重练习钢笔字，在记工作笔记和整理帐目中，顾及把字写好。反正万事俱备，不管东风来与不来。
我在寻梦，有时理智，有时抱怨，在抱怨命运不公的同时，也在一次次啜饮着从岁月缝隙中流淌出来的苦汁。
人生啊，有点像天气，可预料，但有时出乎意料。俗话说：“水到绝境是飞瀑，人到绝境是转机。”正当为生产队劳动何年是尽头而哀叹时，举国一声惊雷，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我登上了第一列班车，从此，我告别了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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