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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凤梅
我出生在1936年，老家在民国时期的扬中县德云乡施家横埭（现属扬中经开区德云村7组），我的幼年、少年就在这里度过。我的父亲叫施仁山，是地方上的开明绅士。我的大哥叫施田，我的三哥叫施正义，他们年轻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11月5日，两人曾奉命北撤。我的童年恰逢抗日战争，生长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一些记忆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终身难忘。
血海深仇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在我们那儿杀人、抢劫、强奸妇女，可算是无恶不作。1939年农历腊月初三 （公历1940年元月11日），鬼子又一次侵犯扬中。我的一个伯父名叫施仁裕，因为惧怕鬼子，就没命地跑。在沿着沟岸逃跑的过程中，由于害怕被追赶的鬼子开枪打中，蹓到一个缺口，就跳下去猫下腰躲藏起来，等喘息一下之后，再爬起来继续跑。如此反复几次，反倒引起了鬼子的高度注意。当我伯父再一次从缺口里探出头准备往前跑的时候，后面距离一、二百米的鬼子扣动了扳机，可怜我的伯父立马倒下，再也没能爬起来……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记得有一天，父亲在家从猪圈里往外出猪灰。这天，我家还请了一个篾匠来打晒垫。他是邻村薛家埭的，名叫薛惠珍。没曾想我父亲刚刚端了一笿子猪灰走到门口的场地上，突然，盘踞在老郎街（位于我家西北侧，直线距离一里多）的日本鬼子在炮楼上朝我家西边的一张大坟 （距我家有二、三十米）开了一炮（当时老百姓称之为“落地开花炮”）。炮弹一炸，一下子就伤了两个人，一块弹片飞进了我父亲的后背，另有一块弹片打中了正在场地上劈篾子的薛惠珍的小腿。一瞬间，两个人都中了弹片，鲜血直淌，我妈妈和奶奶等几个人嚎啕大哭。打中我父亲的一块弹片，是从后背进去，从夹肢窝出来的，所幸的是没有伤到内脏，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慢慢就痊愈了。而打在薛惠珍腿上的弹片，当时以为不会有大碍，可到老郎街鬼子据点去治疗时，鬼子看到他剃的是个小平头（当时属于一种非常时髦而前卫的头型），怀疑他是新四军，因此给他上了烂药。薛惠珍根本不知就里，满心指望慢慢就会痊愈，哪知道，回家后伤口感染，伤势愈来愈严重，终究没能保住性命。
当时，日本鬼子依仗坚枪利炮，枪杀无辜，为所欲为，毫无忌惮。他们盘踞在老郎街的据点里，经常下乡骚扰百姓。看到喜欢的物件、食物，拿了就走；看到中意的女性，直接奸淫，并且常常以轮奸取乐。
潜伏除奸
大概在1940年，日本鬼子在老郎街设了一个特工站，建了炮楼。鬼子将老郎街作为据点，经常下乡扫荡。为了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地下党必须及时掌握敌伪的内部活动计划或策略。那时，我大哥在老郎小学当校长，并且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就要求我大哥打进鬼子内部去。不久，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我大哥真的打进了鬼子的特工站。白天，常常是学校、特工站两边跑，有时还和敌人在一起打牌、吃喝玩乐；晚上，常常和地下党的重要人物李培根、王龙、施光前等同志集中开会，既汇报敌人的活动安排，又接受组织交待的任务。
为了取得日伪的信任，党组织要求我大哥表面上要为鬼子积极做事。大哥没有辜负组织的希望，“兢兢业业”为鬼子做事。久而久之，真的骗取了敌人的信任，被提升为老郎街日本鬼子特工站情报室主任。
为了巩固既得成果，让大哥潜伏更深，从而能够得到更机密的情报，组织上经常向我大哥提供本地地下党、新四军活动的真实情报。我大哥得到情报以后，巧做安排，打个时间差，让鬼子劳而无功。比如有一次，施光前等同志在德云庙（位于老郎街东侧，距离有两里多地）开会，会议快结束时，叫我哥向鬼子报信，让鬼子去抓人。等鬼子兴冲冲地赶到目的地，开会的人已经安全撤离。鬼子一打听，刚刚确实有新四军的几个头头在这开会的，但已散会走人了。敌人虽然扑了空，但他们肯定施田的情报是准确的。类似的把戏玩了有好几次，每次情报都绝对真实，但每次敌人都是无功而返。
其实，给鬼子送情报是假，骗取鬼子高度信任以获取他们的情报是真。比如，日本鬼子里面有一个忠实走狗叫“文龙”的汉奸。有一次，我大哥听见他跟别人讲，某月某日他家里有一个长辈做寿，他必须在做寿的前一天下午回家。文龙是上洲人，回家时，三封头坝是必经之地。我大哥将这一情报及时提供给了地下党党组织。那天下午，文龙一到封头坝，就被事先埋伏的新四军从小推车上拖下来，就地正法了，为民除了一害。
智脱魔掌
我听大人说，一九四五年夏季，我大哥参与了地下党、新四军的除恶行动。事后，有人向敌人告密，说施田暗通新四军。我记得有一个鬼子来到我家，说有人叫施田到三茅去谈话，我大哥就跟他走了。实际上，我大哥去就被捕了。可我家里人还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情，因大哥在鬼子里面做事，鬼子喊他谈话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过了三、四天，我侄女迎春（施田的大女儿）的干爸唐永富家人一大早就到我家来报信说，我大哥被鬼子抓去关了几天，现在已经逃出来，就躲在他家，叫我父母赶快到他家去，我大哥有话交待，并且嘱咐要带换洗的衣服给他。我父母在唐家见到了我大哥，大哥说，他不能在扬中待下去了，必须跟新四军北撤走。这时，父母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儿子总算逃出了虎口，没有生命之忧，害怕的是我家就要大祸临头了，敌人绝不会放过我们一家。
父母回家后，立马召开家庭会议，尤其是把年逾古稀的奶奶喊来，告诉奶奶情况，并交待事情，统一口径。全家只留下我和奶奶这一老一小在家看门，其余人全部蹓光。
当天下午，真的来了一帮人，一进门，就恶狠狠地问我奶奶，你家孙子施田哪去啦？奶奶回答，我孙子前几天被一个人喊到三茅谈话去了，一直没有回来。他们又问，你儿子呢？奶奶说，儿子到江南访仙桥卖小猪去了。其他也没问，就开始抄家了。当时，我害怕得要命，两只手死死地抓住奶奶的衣裳不放。奶奶看着那帮坏蛋在我家翻箱倒柜，连我大哥放在房顶下的一个篾箱子也拿下来翻了个底朝天。敌人翻到哪儿，奶奶跟着看到哪儿，我也死死地抓住奶奶的衣服跟到哪儿。他们把我家上下五间茅草房翻遍了，弄得一片狼藉，啥证据也没找着，对我们一老一小也没办法，就灰溜溜走了。其实，我大哥是早有防备的，如若有一天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敌人肯定要到我家来大闹天宫的。所以，无论敌人怎样折腾，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搜到。
直到解放之后，有一天，我问大哥，你当时被日本鬼子抓去后是怎么逃出来的？他说：“我被关在三茅一间很小很旧的瓦房里。此前我打进敌人内部之后，就做好了可能会暴露真实身份、被敌人抓捕的思想准备。我先是打听、了解敌人关押政治犯的牢房的具体位置，并且趁到三茅开会或者办事的机会，找个在鬼子里做事的熟人或者同事，到房子周围转转、玩玩，说说、谈谈。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无意，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我已经把牢房周围的环境探得一清二楚，特别是牢房的后面还有一条港。我被捕之后，果然被关在我以前探察过的那间牢房里。房子不大，也不高，里面有几张旧桌子、旧板凳，特别是房子的屋顶上还有一个不大的天窗。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丁俊’同志被捕之后，也是关在这间房子里，他就是把天窗的玻璃拿掉爬出去的，我不是也可以从这里蹓走吗？过了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夜深人静，我就在桌子上面架板凳，板凳上面再加板凳，爬到最上面，然后轻手轻脚地把天窗玻璃慢慢移开，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屋顶，再像蚂蚁一样爬到屋檐边，看看四周没有动静，就一下子跳了下去。可不巧的是，恰巧跳在一块铅皮上，顿时‘哐啷’一声巨响，两个值班的端着枪出来了，我急忙躲在背着敌人的墙边上，心想，这下肯定是逃不掉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不知从哪出来一只大花猫，‘喵呜’一声大叫！只听一个值班的骂了一声：‘妈的！还是你在作怪。’两人就回屋去了。我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等自己镇定一下之后，我才轻轻地从港里趟水到对岸。夜深了，外面也没什么人。我沿着港边往前走，一有情况，就趴下来爬着走，逢沟过沟，逢港过港。走了好长时间，天也有点蒙蒙亮了，有两个妇女起大早在地里薅棉花草，看到我身上衣服湿淋淋的，听她们低声说：‘这个人不是好人啊。’幸好我在天大亮之前，就赶到了永胜乡唐永富家。”
我奶奶知道这个情况后高兴地说：“都是我家祖上积了阴德啊！这只猫是我家老祖宗变的呀，它在我家大难临头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声叫，救了我家大海（施田小名）一条命啊。”听说我大哥当时如果不逃出来，没几天就要被敌人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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