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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务清
5月1日 星期五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师说》开宗明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教师的初心和使命。
4月30日，我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初中语文教与学》第2期，其中陈勇的《语文教学需夯实语文基础》，揭示语文教学的耗时低效的诟病，指出30﹪的大学生 “写不好请假条”，“这打破了我们的底线”。他又随机抽取近年来20份文科硕士论文进行语言文字运用情况分析，共出现病句641个，平均每篇32．05个，其中最多的达95个，最少的也有6个；错别字264个，平均每篇13．2个，其中最多的达46个，最少的1个。例如把“振动”写成“震动”，把“厚积薄发”写成“厚积博发”等，这其中又以“的、地、得”的混用最为普遍。陈勇无限感喟：“作为高层次人才的文科研究生语文基础尚且如此，可见国民语文素养确实到了让人忧虑的地步。”201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南京大学博导王彬彬的《语文病象令人忧》一文，指出“随意翻阅今天的报纸、杂志、书籍，用词不当和语法、逻辑方面的问题，经常能碰到。电视上、网络上，这样的现象同样严重。”来自各方面的责难表明，我国国民语文素养目前还不能满足信息时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使用的种种病象令人忧虑。
同样，2019年10期 《语文教学与研究》发表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伦的《语文教学的“平民化”设想与探索》，指出：“在教学中，我发现学生的语文基础实在令人堪忧。字写得歪歪扭扭，错别连篇累牍是常态；搞不清三个结构助词‘的’‘地’‘得’者俯拾即是；理不清文本结构，读不懂文本内涵者比比皆是；分不清文体，写不出一篇‘标准’议论文岂止一二！”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开口要说话，提笔要写文章，这是家常便饭。新中国成立伊始，1951年胡乔木和叶圣陶遵照毛泽东的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的指示，特地约请吕叔湘和朱德熙编写《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配发由毛泽东亲自审订的重要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是时，《人民日报》版面大概是8版，专门用一整版登载《语法修辞讲话》，半年载完，在全国掀起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祖国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1953年，胡乔木同意教育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请示，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一套初中《汉语》教材，计6册，包括了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内容。多年后，我仍然发觉凡是系统学过《汉语》教材并打好语文基础的初中毕业生一般写出文通字顺的文章，很少出现错别字和病句，有的还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
现在，大学毕业生反而写不好文章，岂非咄咄怪事。2006年，我应市政府的邀请，参与《扬中市志》编纂，负责20多个局的编写资料长编的辅导任务。于是，我有机会经常跟局长见面，有的局长向我叫苦不迭：“找个副局长可以说轻而易举，要找个得心应手的秘书比登天还难。现在招进的公务员学历蛮高，就是拿不动笔杆子，送来的文稿我还得花时间、下气力去修改。我们希望你老夫子为我们就写作方面开设专题讲座。”我一听，非常羞愧，这是我们语文教师欠下的孽债。这些局长的讲话并非戏谑，我们审读送来的资料长编确有同感。这是我萌发编写《应用写作新稿》的缘起。我购买新近一批出版的写作学专著，花两年的时间才梓行。我还写了篇《〈应用写作新稿〉的写作缘起》，和友人郑叔裔的 《新时代的写作指南·简评 〈应用写作新稿〉》发表在《镇江日报》和《扬中日报》上。
话又说回来，教师教语文累，学生学语文苦，耗时多，收效微，这是什么原因呢？上面我引用的陈勇和王家伦两先生的文章，一致认为是语文教学没有夯实语文基础，忽视“‘语文知识的积累’和‘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等基本的要素”。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给延安抗大的一封信》中，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
我曾接受报社和党校的邀请，为青年同志作写作知识专题讲座，开列基本书目，其中有教育部钦定的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周姬昌主编的《写作高级教程》（或裴显生主编的 《写作学新稿》），李名方主编的《比较修辞学例谈·中学语文课文修改评议》等。我们如果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研读一下，再读点典范作品，浏览报刊杂志，而且经常练笔，就能登堂入室，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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