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金宝

我本是孤陋寡闻的小学教师，原以为秘书是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人。直至后来我从事秘书工作，方知其实不然。即使像我这样学历低、读书少的平庸者，只要肯努力，也能干这行。

遥想过往，好像命运之神，将我一步一步推向了秘书的岗位。我生性好静不好动，教书之余，喜欢独自翻翻报刊杂志，随意阅读，漫无目的。然而，这“无心插柳”，也能丰富自己的“营养”，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有意无意增添了一些“生动”和“文采”的元素。仅此一点，有人给了我“能说会写”的桂冠。中心校有什么大的活动，都请我去帮忙动笔，或者请我修改文章。后来，公社多次请我去写专题材料。

常言道：“天道酬勤。”1968年县里在八桥公社开展某专项工作试点，我被物色为“笔杆子”，抽调到工作队。不久，调任乡试点工作办公室秘书，随后，又任县试点办公室秘书。虽然因这两项工作与秘书结缘，但都属借用，却让我经受了从未有过的磨练，吃尽了苦头。这段时间，不知熬了多少夜，起了多少早。不过，有苦也有甜，有磨练才有长进。一些文章，每每被认可、被转发、被广播电台采用时，心里充满了“几份耕耘、几份收获”的喜悦。

1969年下半年县该项试点工作办公室撤销，我回到教师队伍。这时，大有“搁笔一身轻”的感觉。心想：“这秘书太累了，不干也罢。”可时隔不久，县里组织部门找我谈话，决定将我调到当时的公检法军管会任秘书。进得公检法军管会，工作责任和压力不小，我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一是在文字上加倍努力，二是在同领导相处上百倍耐心，经过实践的磨合，我逐渐适应了新工作的环境。

1973年10月，扬中县公检法军管会撤销，公检法三家分开，公安局成立。我任公安局秘书股长，主要职责还是秘书。那时，公安局会议多，活动多，特殊情况多，专题总结多。为适应这“几多”带来的繁重的秘书工作，我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对待突击任务，宁可废寝忘食，也不耽误大事，有时，指令横空而来，只能紧急应对，没有还价余地。有一次，我上午参加县级机关干部会议，结束时局里突然通知下午开会，而且要我准备领导干部在会上的讲话稿。时值夏天，我顾不得中午休息，也来不及进食堂吃饭，紧张得争分夺秒，拿着早餐剩下的一只烧饼，在宿舍边啃边想边写，还要不时扇着扇子。文章好不容易从“汗流浃背”中淌出，终于赶在会议前半个小时将讲话稿送到领导手中。

对待艰巨任务，宁可自己承担，也不转嫁他人。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连续几年都要召开全县治保干部会议。由于会议的文字工作量较大，有人建议组建写作班子。我不想兴师动众，甘愿自我承担。每到开会前，我总是日夜赶班，马不停蹄。忙得机关、基层两头赶，终使每次会议井然有序。

对待正常任务，宁可一鼓作气，也不拖拉。在文字工作上，我从无按部就班的习惯，即使正常任务，也作为紧急任务来完成。凡事紧前不紧后，一气呵成。记得有一冬天的晚上，我开夜工写着无需赶时间的年终总结，文书小周用麦乳精给我冲了一杯热茶，放在桌边，我虽闻到茶香，却只顾埋头写，没有立即喝。待我将一段文字写结束，抬起头来，茶已冰冷。

1983年5月，我身患的痔疮严重发作，只能卧床不能坐。这时因《人民日报》报导了三茅公社推行治安责任制的新闻，许多公安机关来信要求提供具体经验，公安特派员为此求助于我。这本来是我写出来的文章而引起的，无从推卸。不过，这事推迟也无妨。但我却将之作为刻不容缓的事，躺在床上构思文稿，尔后逐段想好一段文字，爬起来趴在桌子上写上这一段。硬是这样想一段写一段“慢跑”，完成了一篇经验介绍的稿子交给了特派员。

除了常规的秘书工作，我还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的公安业务和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其中，出了不少“优质产品”。有些被扬中县委、镇江市委转发，有许多被镇江地区公安处（局）转发，还有不少被省公安厅转发。

我做秘书，始终心存畏惧，不敢懈怠。因为我不是聪明人，除了苦写，就是苦学。一靠勤奋，勤能补我之拙；二靠笨功，笨能助我积累。由于写稿压力，我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从未打过牌，也从未进过影剧院。为了投资自己，自我“逼上梁山”。身边的报刊杂志及喜爱的书籍，是我日常自学的必读教材。在学习中，还养成了剪报和书刊摘录的习惯，长期积存资料。

因为爱，我在任职公安局教导员之后，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文字任务；因为爱，我在退休之后，以五年时间，先后主编了《扬中公安志》《扬中工商志》。我无别的能耐，秘书是我专注的“位置”。回顾一生，有大半辈子握着笔杆“爬格子”，都是因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