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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吕军
也许，自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曾子将“传不习乎”作为 “吾日三省吾身”的必修课开始，读书便与中国古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了。过去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夜读、程门立雪等励学故事，激励了多少人刻苦求学。那么，古人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呢？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求功名而读书，是许多古人读书最直接的目的，乃至终其一生的追求。
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度是这一千三百年里中国人才选拔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取代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门阀、论出生的 “九品中正制”，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种制度设计，克服了“九品中正制”存在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选人用人弊端。在科举制度下，只要是人才，无论出生贵贱，都可以通过科举取士而为朝廷所用。古人尤其是平民子弟，通过勤奋读书、科举考试，进而改变人生命运、实现政治抱负有了可能。
北宋大学者汪洙在 《神童诗》中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人们幻想着某一天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金榜题名时”成为人生四大幸事之一。扬中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举人何士俊，读书时不事张扬，考中“秀才”后邑中士子多言偶然，高中“举人”后又称其偶然，便写下如下四句作为回应，“人人说我是偶然，偶然何其又偶然，世上果有偶然事，诸君何不亦偶然”。
北宋皇帝真宗赵恒亲自撰写了《励学篇》，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等话语，劝诱世人读书。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从端门鱼贯而出时，曾不无得意地宣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读书志在圣贤”，为学圣贤而读书，这是古人读书的又一目的。
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尔。”对此，王阳明不以为然，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读书学圣贤”，这与北宋大家张载“横渠四句”中的“为往圣继绝学”具有同样的意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作“横渠四句”）。
这样的读书，不为求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功名，而是追求更为宏大、深远的文化使命和历史担当。显然，这样的读书目标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谈及古人为何读书，我以为苏轼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为恳切，对今人来说也最易践行。
“腹有诗书气自华”，出自苏东坡的七律 《和董传留别》，意思是说，胸中有学问的人气质自然光彩夺人。这样的读书，没有赤裸裸的功利追求，没有沉甸甸的使命负重，回归了读书的本来面目——通过读书学习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唯有抱此种目的读书的人，方能写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境界体悟。
明代张潮所著的 《幽梦影》一书中，也不乏“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萧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等读书体会，被林语堂称赞，“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
当今，电子产品充斥世人的生活空间，拍抖音、刷微信、看视频已然成为大众重要的体闲方式，人们的日常阅读也呈现碎片化、浅层次趋向，重新思考古人为何读书，并从中探求读书的真谛，汲取智慧和力量，培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志趣，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毕竟，“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是你人生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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