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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尊
近日开车到东新港江边，想拍点老码头的照片，从江堤上看还有些老房子保留着，就下去尽可能地凭记忆先寻找候船大厅，转了两圈感觉现存老屋都不太像。继续往江边走，看看老码头是否还在，见到部分栈道与平台，望着滚滚江水，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四十年前。上海是我儿时向往与梦想的地方，因为那里住着二哥与父亲。
我亲生父亲与他兄弟三人解放初从扬中到上海进工厂上班，姑妈告诉我，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带我从东新港乘大轮去过上海的，我那时太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少年时突然就有了去上海看父亲的想法，印象中好像母亲给了我几十元钱，正好姑爹、姑妈也去上海，就随他们一起出发。八十年代末的一天上午十点，我在三茅街乘上了三卡，这种农用小车，坐在上面的感觉就是颠簸，车后一个铁皮小蓬，里面塞满了七、八个人和货物，车尾一串白烟，车子“嘟嘟嘟”地响，说话都得扯开了嗓门。我扛着姑妈准备的扬中土特产，有山芋、米糏、大粉、草鸡等等，鼓鼓囊囊的两蛇皮袋。终于到了东新港闸的港边，先下了车，一路颠簸，整个屁股都是麻的。港堤下有个生产油墨的小厂，姑父朱恒怀在扬中印刷厂上班，与他们是协作单位，厂长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下午在厂里参观了下，步行往前走，过了大闸往左拐，沿堤旁有些馄饨店和小卖部。从江堤上极目而视，一群建筑物映入眼帘，主体建筑是候船大厅，这是一个类似于工厂的大房子，外墙上有个巨大的红五星，下面“候船室”三个红色铁皮字格外醒目。
从江堤而下首先到售票处买票，那是一间独立的瓦房，“上海—东新港”水路航程二百多公里，票价分好几类。后来我多次往返上海与扬中，主要乘四、五等舱，乘船舒适度不一样，票价都不一样。因顺水而行，从东新港出发比从十六铺回头节省近3小时，一个称“下水”，一个称“上水”。下午4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沿途停靠江阴港、靖江四墩子、七圩港、泰兴过船港等，次日上午9点多驶抵东新港。下午3点从高港原路返回，3点40分到达东新港后开船，次日早晨6点抵达十六铺码头或大达码头。那次，我们顺利买到三张四等舱的票，手里有票才能从候船室大门进入。室内空间较高，几排休息等候的长凳，另一头是通往江边栈道的上船码头。东新港的候船大厅，比起县大会堂旁的汽车站候车室与沙家港码头候船室，明显气派很多。
远处江边的码头趸船上空荡荡，还没见到“上海班”大轮，心里未免有些失落，只能在候船室慢慢等。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听到“东方红”号客轮发出轰鸣声由运而近，庞大的船体缓缓驶入东新港码头，检票后上船时，要通过长长的铁网格桥面，往下看就是滔滔江水。第一次乘大轮，心中的喜悦之情掺杂着对上海滩的向往，心里有些慌慌的感觉。
上了船先找到四等舱，也就是船的二、三层，是个很多人的大通间，找到上下铺的床号，找服务员领到毛毯，货物放妥。和姑妈讲了下，我赶紧从一楼到四楼参观，看看与在二墩港江边见过很多次的大轮船有什么不一样，探出头看看船身上的“东方红xx号”到底是多少号。看着江中时而出现的江豚，随着波涛上下浮现，挤在围栏的旅客喊着：江猪子、江猪子。到第三层前部，那是三等舱的区域，一个舱十来个铺位，也分上下铺，每个舱室有一个洗手池，而四等舱乘客大多只能去船中部的公共洗脸间。再往上爬，看到只有几间二等舱位于轮船的第四层前部，两个人一间舱，两张单人床，里面有桌椅，有风扇，算是“高大上”配置，当然其价格以及购买的难度也相应大大增加。
船过了江阴，夕阳渐渐西下，“东方红”轮上开始用餐，约记得有几毛钱一份快餐，不要粮票，还有咸菜盖浇饭每份1角，蛋炒饭2角。饭点一到，当餐厅里飘出饭菜的香味，吃饭的人已从船尾排到了船头，有时会拐一个弯。后来随着船型和硬件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发展，旅客的餐饮有了多种选择，菜品会有红烧大排或四喜丸子、梅干菜扣肉，甚至于梭子蟹之类。扬中出差的人多了，他们常常在兴隆街、三跃街买好熟食，到了船上品着老酒，几个人掼着扑克。再后来有了录像厅甚至舞厅。船上的广播站也开始引入“旅游”的概念，介绍沿途的港口的历史、经济、人文与风景名胜。
夜深人静了，熙熙攘攘的旅客进入了梦乡，大家盖着毛毯，大都和衣而睡，屋内弥漫着隐隐的臭袜味，偶有几人到舱外抽根烟、透透气。江面的点点灯火，伴随着各种汽笛声，“上海班”顺江而下一路前行。第二天黎明时分，客轮驶抵吴淞口，突然被一片欢呼声吵醒，很多旅客挤在甲板上看着日出，红彤彤的大火球“腾”地一下从水面上钻出来。渐渐地船终于驶进了黄浦江，外滩看到了，两边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也隐约看到了，船终于到了十六铺码头，大上海，我来了。
后来几次往返上海，发现船名改成了江申号，长江客运最为繁荣的时候，特别是过年过节，船票更是难买。1987年10月16日，乘坐江申107轮去上海看望父亲，实在买不到四等舱的票，只能花三元钱在五等舱度过了难熬的一晚，这张船票至今还保留着。五等舱内有很多贩卖活鸡、活鸭的，味道很大，更多的是贩运扬中竹器的，普通旅客也会随身携带竹篮当礼品去上海送人，篮内顺带些扬中土特产。人货实在多时只能在舷梯口找块地方打地铺。九十年代初，父亲弄了张“永久”牌自行车票，那时自行车凭票供应，没票有钱也只好干瞪眼。姑妈正好去上海有事要办，便顺便帮我从上海提车回扬中，车上挂满了父亲、叔叔送的“大白兔奶糖”、饼干、日用品等等。姑妈从普陀区骑到十六铺码头候船，因为有自行车和货，只能待在五等舱。据姑妈讲，那晚怕自行车上挂满的东西被偷，是靠在龙头上简单睡了一下，直至我到东新港出口见到她时，她眼中还充满了血丝。
进了扬中博物馆，研究扬中交通历史，从史料中得知：原来1920年申高航线即有大轮停靠东新港了，一直都是用小木划相接相送。扬中有句俗话：“上海到一到，死了棺材都不要。”当时扬中没有通往上海的汽车，东新港大轮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多扬中的“五匠”闯荡上海滩就是乘的这些船。
1976年1月20日，东新港终于建成了真正的码头，申高班正式停靠了。扬中的供销大军，很多也是通过这条线路走向大江南北的。
随着1994年扬中大桥的建成，全省公路、铁路建设突飞猛进，乘船的弊端渐渐体现出来，人们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东新港码头客货运量逐年减少。1998年7月，长航公司高港港务局正式从东新港码头撤出，并拉走了大轮停靠的趸船；1999年5月，申 （上海）——高（高港）线正式停运。运营时间近80年的东新港也退出历史舞台，码头渐渐荒废，我保存的1999年4月的这张标价39元的旧船票，也成为尘封的记忆。
“上海班”为扬中人走出去和走进来，对扬中的“四千四万”中“跑遍千山万水”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值得扬中人永远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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