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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壮男劳力，每日10分，女劳力为7或8分。其余老少，工分高低不等，由队委会评定档次。通常一个工，就是指一个男劳力一天的劳动量。
那时，劳动者人手一个小本，为铅印记工簿，做什么事情，值多少工分，每天由记工员签上名，记上一笔，年终汇总交会计决算。会计则将全年实际收入除以总工分，得出每10分工（一个工）值多少现金参与年终分红。
生产队通常工多事杂，田间地点不同，工种各异，人的公心与私心也参差不齐，这就要求记工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有洞察力，又要有记忆力，还要有判断力。力求准确，公家私人互不相亏。
小小记工员，可谓位轻权重。那是生产队的信任与重托。每日入夜，堂前一桌，油灯一盏，摊开记工簿，记载着那日复一日的春夏秋冬。
一般说来，群众在哪儿干活，记工员都要到现场，分别记上工分。生产队对记工员不分派劳动任务，对参加生产劳动要求不严，记工员想偷个懒很容易。有的记工员往往在群众干了一多半时才到场，记个人名便离开。
郭克生担任记工员，可不这样。他总是比群众先到田头工地，记上出工群众，便与群众一起劳动，人家干多少他干多少，从不偷懒。
郭克生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他是联合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永法。王永法是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当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发起渡江战役，他曾是支前模范。大队党支部从书记到支部委员都挂钩蹲点生产队，王永法是郭克生所在的21生产队驻队干部。
王永法觉得共青团员郭克生不仅有文化，要求进步，而且憨厚善良，为人诚实，勤恳上进，是个好苗子，有意让他参加大队组织的政治学习。
看上郭克生的还不仅仅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永法，还有11队姓徐的社员。他托人做媒，有意把女儿徐美凤许配于他。
因为同在一个大队，不算陌生，一经说媒，两个年轻人开始交往，彼此爱慕，心心相印。只为满足病重爷爷的心愿，他们相处几个月便订下婚期。
然而，紧赶慢赶，爷爷还是没能等得了，1962年农历八月初四撒手人寰，距他们原定的大婚的日子仅差6天。
爷爷走了，给郭克生留下的仅有2间土坯茅草房，空空荡荡，床上唯一的一条被子上满是补丁。
20岁的郭克生与18岁的徐美凤结婚了。
没有八抬大轿，没有彩礼陪嫁，娘家能送给女儿的就是一只脸盆、一条毛巾，新娘子上身一件洋布褂子，下身一条老布裤子。
尽管农历八月不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但地里庄稼被淹，家家入不敷出，甚至没有粮食。郭克生迎接新娘的也只有一碗面条加几个汤圆，一条没有补丁的被子，还是向邻居郭老三家借的。
虽然穷，但郭克生有了真正的家。
徐美凤一辈子忘不了，刚结婚时，他们俩全靠自留地里种下的一垄胡萝卜，维持了 40多天。第二年生大女儿郭桂香时，没吃的，只是抓把黄豆种子，揪一把萝卜叶煮了碗汤，没吃过一个鸡蛋，没吃过一根面条，而且生下孩子第 14天就下地干活了。
在那个艰辛的年月，面对自然灾害、物资匮乏，地处长江之畔的联合村饱受洪涝灾害，群众生活更加贫困，乃至于提及那段岁月，联合村那一代人每人都能倒出一肚子苦水。
芦苇滩，茅草房，风吹雨打心发慌。
青黄不接袋无粮，吃糠咽菜度饥荒。
这是联合村当年真实的生活写照，如今联合村里50岁以上的人都过过穷日子，对饥饿与寒冷的记忆刻骨铭心。
70岁的村民陈金凤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穷，用的脸盆、饭碗都是自家用木头做的，又笨又重，还盛不了多少水。村里有个人家亲戚在上海，带回一只印着花的瓷盆，既漂亮又轻便，好不羡慕。我就想，以后长大了嫁人，一定找个有印花瓷盆的人家嫁。”
联合村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至今想起那时的贫穷生活依旧心头发酸。73岁的村民郭克根说，那会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不为一天三顿饭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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