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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征
张翠递出生于1922年，是扬中新坝镇立新（原新桥4组）人。抗战时期，年轻的她受到本家叔叔的影响和教育，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送情报和做掩护工作，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张翠娣打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在丹徒、大港、大路一带广为流传，让我们十分的敬佩。
智骗日寇
那是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中共丹北县山北区区委委员赵文豹和地下党员贺承仁、戎成绩等人，来到丹徒区大路镇宗张巷开展抗日工作。来到以后，宗张巷地下党联络站负责人张成山立刻作了一系列的安排。当晚，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住宿问题并且保护同志们的安全。经过反复考虑，张成山把同来的几位女同志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宿，并叫有过掩护工作经验的年仅17岁的本家侄女张翠娣陪伴，以便于联络。
当几位女同志到张成山家以后，张成山的妻子仲春英和侄女张翠娣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当时由于人多被子少，张成山又叫“两面派”乡长张炳照派乡丁送几条棉被来。待到一切安顿好以后，为安全起见，张成山和几位男同志去了别处躲避。不一会儿，乡丁送了几条棉被来后就走了。他走后不久，几位女同志把随身带来的抗日材料藏在枕头下面就睡觉了。
她们刚钻进被窝，就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张翠娣赶紧起身，连棉袄也来不及披，就急忙把同志们藏在枕头下面的材料用枕套包起来，迅速塞进床头边的马桶里，然后走出房间去开大门。大门一开，张翠娣惊呆了，只见刚才送被子来的那个乡丁被一群日寇反绑着押进门来。张翠娣知道不妙，心里非常紧张，但还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鬼子翻译走过来，问张翠娣刚才是不是这个人来过。张翠娣心想，如果承认他来过，就势必暴露送被子的事，几位抗日干部的安全就很难保证，不如干脆来个死不认账。于是她从容不迫地说：“不晓得，我没有见过他。”那乡丁一听急了，连忙申辩道：“张翠娣，刚才不是我送被子来的吗？”鬼子翻译听说后，又问：“你是不是叫张翠娣?”张翠娣回答：“我不叫张翠娣。”说着就掏出自己的“良民证”（当时，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都随身携带着 “良民证”，上面都用了别的身份，目的就是为了躲避日寇的搜查）递给那个翻译，不慌不忙地说：“你看，我叫孙菊兰，不叫张翠娣，肯定是他在黑夜里摸错了门。”鬼子翻译接过“良民证”一看，上面确实写的是“孙菊兰”。那鬼子翻译一脸疑惑地看了看乡丁，又看了看张翠娣和她的良民证，突然，他的眼光集中在房里的几位女同志的身上，他上下左右仔细打量着这几位女同志。这时候，在场的所有同志都捏了一把汗。机警的张翠娣看到如此情况，没等翻译问话，立刻指着挂在墙上的绣花绷子说：“我们几个小姐妹是在这里学绣花的，学得晚了，就睡在这儿了。你看，这是她们的良民证。”说着就又从门旁挂着的棉袄口袋里掏出组织上事先为几位女同志准备好的“良民证”递给那翻译。那翻译仔细对照了一下，又朝四处看了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便领着鬼子到别处去了。
鬼子走后，张翠娣立即将几位女同志转移出村，自己赶到张成山的住处，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当晚，住大路镇宗张巷西分里的中共地下组织的干部，也迅速地转移到山上。由于这次张翠娣的灵活应付和及时汇报，中共大路镇宗张巷的地下工作同志都安全转移了，保存了地下组织的抗日力量。
冒险送消息
194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因走漏风声，几个日寇在宗张巷抓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副书记张立方，押着他来到西分里张成山的家门口，准备逮捕张成山。
来到张成山家门口，敌人一脚踢开了大门，冲进去抓张成山。因为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张成山时常外出，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晚，张成山恰巧又不在家，只有妻子仲春英和侄女张翠娣在家。这几个鬼子肆无忌惮地冲进屋在张成山家搜寻了一遍，没有任何结果。其中一个用枪恶狠狠地打了张翠娣一下，又用刺刀对着她说：“你是不是共产党?”仲春英见状，立即把张翠娣拉到面前说：“这姑娘是我家侄女，到我家来学绣花的。”敌人又追问仲春英：“张成山到哪里去了?”仲春英和张翠娣都知道张成山这时隐蔽在东北桥他父亲的小店里。仲春英故意说：“他常在外面谈生意，也许今晚又不回家了。”
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仲春英绑了起来，叫她带路去找张成山。这时候，仲春英和张翠娣不动声色地互相看了一眼，都明白对方的意思，按照老办法，一人带着敌人兜圈，一人去通风报信。仲春英被押出了后门，便朝西向沟北里（大路地名）方向走去，张翠娣提起一只水桶也跟着出了门。她看到仲春英带着敌人向西走，这是与张成山隐蔽的相反方向。张翠娣等他们走远之后，立即放下水桶，一刻也不敢停留，向东一直奔到东北桥小店里找到张成山，告诉他家里发生的情况。这时已经睡觉的张成山立即起来，从后门撤出去，藏在附近张植祖家后院外的河堤下，避开了敌人的搜捕。
护送革命后代脱险
抗战期间，在丹徒的大港大路地区，日伪军只要一听到“一豹一虎”，即当年山北县县长、镇江县县长兼独立团团长赵文豹和丹徒县武工队长聂老虎，便闻风丧胆，这老虎吃人时常神出鬼没，弄得敌人措手不及。
1945年新四军奉命北撤，聂老虎留守江南，倚仗地理优势和圌山山岭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周旋。此时的日伪军更加凶狠地镇压新四军和共产党，他们隔三差五地想通过设伏、搜山和打听聂老虎的下落，企图将这个对头老虎赶尽杀绝。这时，聂老虎妻子刚生下孩子却无法带在身边，根据组织安排，张翠娣接受了送走孩子的任务。一天傍晚，她从老聂妻子的手里接过襁褓，沿着圌山脚下一直朝西走去，送到山北的尼姑庵的香柜上，掉头就走。她走在山路上犯起愁来，那时山上的狼多，要是孩子不能及时地被尼姑庵里的人知晓，或者被人立即抱走，也许孩子啼哭反而引狼入室该如何是好，但她坚信由组织安排不会错，因为她送孩子是按组织规定的时间送的，谁人接走孩子，她全然不知。
其实孩子未送来，接孩子的人已经侯在香柜一侧，到时间他便出来将孩子抱走了。
解放后，才知道孩子安全脱险长大，更名聂国庆，他曾经在扬中县当过公安局长。聂老1956年4月至1957年任丹徒县交通科副科长，1946年离休，1992年9月病逝，张翠娣于2017年病逝。
说起来，十几年前我与张翠娣曾经偶遇过一次。那是2007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我到立新村原新桥4组去找已故田向珊儿子田成澍收集关于田氏海运的相关资料，谁知到了他门口发现铁将军把门，打电话才知道他在油菜田里为油菜治虫，说半个小时即回来。无奈我只好耐心地等待。我走到大路边，细看田百万住宅被拆的倒墙烂壁，却引起了有侦察本能的张翠娣的注意。她慢慢地走到我面前，主动地和我闲聊起来。那时我看她已有古稀之年，实际年龄已八十有余，个子在一米六左右，微胖、皮肤洁白，除头发有点花白外，风韵犹存。她热情地让我到离五六米处的她家坐一会儿。由于站的时间长了，我也不客气地随后而至。她说到这房子是祖上的产业，父母都不在了，房子一直关着，于是她经常回来把门开开透透气，否则房子不住便坏得更加厉害。我们的谈话仅此而已。现在想想张翠娣为人低调，她对自己在打击日寇时期与日伪斗智斗勇，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地下组织安全的经历只字未提。
对于张翠娣的事迹，丹徒县志曾有记载：“赵文豹曾经在红色群众张翠娣家躲藏过日伪的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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