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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泽江
大哥长我八岁，二哥长我四岁，我的童年是跟着两位哥哥走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家家衣、食、住、行样样困难，哥哥和我都是在困境中长大的。那时，父亲为了一家六口背井离乡到千里之外打拼，小脚母亲一人在家种着土地，养着猪羊，管着我们四个子女的吃、穿、用、学，我们童年的困苦是显而易见的。
那些年一天吃两顿甚至一天吃不上一顿饭是常有的事，有时我饿得直喊妈妈，母亲便让大哥哄着我睡觉去，因为睡着了，也就不知道饿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不假。大哥、二哥每次放学回来，都自觉帮妈妈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割猪草，河里打水灌满水缸，到自留地里种菜、浇水，秋天帮着摘棉花，打场子等等。这些活我是干不了的，但哥哥总喜欢带着我，让我给他们提篮，扛水勺等，当然，有时他们也会拿我寻乐的。有几年我们全家日子太艰难了，常常没米、没油、没盐，妈妈看着我们个个骨瘦如柴，她一边干活一边擦泪水。后来她自己得了“多发性脓肿”病，到家出诊的高医生说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得的。那些年姐姐到外婆家跟她一起生活，只有两位哥哥帮妈妈挑起家务重担。春天靠挖马兰、青草、刺芥等野草充饥，一次甚至将正在生长的蚕豆叶也揪回来当菜吃。母亲在床上呻吟着，我很害怕，就溜出门跟两位哥哥挖野草去了。我并不知道各种草的名字，大哥说我挖什么你就挖什么。有两件事情至今未忘：一次我饿极了，将焯好的一碗马兰偷吃了一半，干完活的大哥回来了，发现准备晚上就稀饭吃的马兰菜少了，冲着我一个大巴掌；又一次，我为了不受挨打、挨饿的气，自己一人出去挖野草，因为不识草性，将一种长得油亮亮、叶子像胡萝卜樱的野草割了回来，妈妈没在意，煮给我们吃了，结果晚上个个呕吐头昏。那般年代，那种家庭，那个年龄，承受着的是那么多的苦……
小时候，跟哥哥们在一起，苦和乐常常掺杂在一起。他们推磨、舂米累得不行，让我也帮几下，可我捣鼓一下就干不动了，他们笑我是饭桶，不过我也会主动帮他们拿簸箕、递掸子、绷口袋。他们下河踩蚌，我在岸上替他俩看衣服。一个夏天的下午，二哥带我去五里之外的西新桥江边放牛，他还带着一只面粉袋，我有点纳闷。路上二哥怕累着我，就让我骑牛背上，他自己在后面边走边赶着牛。在滩上，牛吃着草，我看着牛，二哥怕我耐不住，就先挖来些老芦根让我嚼着，他便去了芦苇丛捉蟛蜞。傍晚时装了足足大半面粉袋蟛蜞，放在牛背上，我这才明白二哥带口袋的目的。我骑在牛背上，二哥吹着口哨赶着牛，两人一副满载而归的样子。
记得奶奶的老厢房西边有一棵枝丫横生的桃树，二哥用两根粗草绳和一块小木板就势架起了简易秋千，晚饭后，二哥带着我轮流荡漾在半空，他还取名叫“腾云驾雾”。跟着大哥也有好玩的。夏天的傍晚，大哥用蜘蛛网蒙成的拍子，在青杨和鬼头杨树上粘捕知了，晚上又在河坝上点火烧烤知了，吃着还是挺香的，只是数量太少了。第二天早晨大哥又把我从梦中叫醒，塞给我一只筲箕，让我跟着他走。他边走边嘟囔着“快点，快点，慢了就轮不上我们了”。原来，大哥带着我挨个在树干上、篱笆桩上捡蝉壳。一个早晨下来，能捡上三四十只，积攒几天大哥便带我到镇上的松柏堂药店卖钱去，回来时便能带上两只梨瓜一家人享用。不过有一次药店老板说蝉壳卖不了钱，只能换宝塔糖。这是给小孩打蛔虫的药，大哥犹豫半天，最后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我倒是挺高兴，因为宝塔糖甜甜的，含在嘴里很解馋。
因为穷，大哥、二哥都只读完小学就辍学了，没过多久他们就先后当起了人民公社社员。陪伴我多年的大哥、二哥从此远离了我的童年……
无论如何，我的童年是我成长的梦。我爱着我的哥哥，也爱着那苦中有乐又有趣的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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