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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寿年根据王峰（王龙烈士女儿）口述整理
刻苦学医
1955年6—7月份，我从朝鲜回国来到沈阳军区待产，9月10日，我生下了小女儿。这时，我老伴李振山也随着志愿军后方医院回国。他们部队被组建成预备九师开赴甘肃省天水进行休整。我生孩子半月之后，部队派人把我也接到了天水。年底，部队又开赴到河西走廊张掖地区。
当时组建预备九师到大西北是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后来形势好转，1958年，大部分部队干部就地转业到河西地区威武、张掖、酒泉等地工作，我老伴李振山也转业到张掖地区河西医学院工作。
1955年我生小孩后便成了随军家属，但没有办理退役手续。1958年大跃进，全国各地均轰轰烈烈地搞建设，我想：我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个革命军人，不能就这样蹲在家里荒废一生。我征求老伴意见：可有工作可做？他说：医学院有个医师班（中级），去学习吧。我便去学习了。哪知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困难重重，我只念到小学四年级，医学知识涉及物理、化学知识，我是一窍不通，怎么办?我想起父亲的教导：“要坚强！”我就请人给我补习初中部分的物理、化学知识，然后再补习高中阶段的知识，一点一滴地认真学，一点一滴地用心记，常常晚上只睡4个小时。我生小女儿后体质较差且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夜睡不着、头昏耳鸣，体重仅有74斤，但我坚持着，照样去参加“深挖洞、广积粮”的劳动。一边积极治疗，一边努力学习，不气馁、不松懈。开始，考试成绩只有2分（当时是5分制），后来努力学，达到了3分、4分。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终于以4分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
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196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张掖地区医院。
有了新工作，我很高兴。院领导安排我到理疗室上班，当时这个科室只有一个盲人在做按摩，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科室办好。刚开始，理疗室需要搞红外线电疗，对各类关节炎疗效很好。后来有女同志反映说，有一种蜡疗对不孕症有疗效，但不知蜡到哪买。我得知这一信息后，就到处收集资料、筹备材料。蜡疗过程中的化蜡这一步骤至关重要、也是要有技术的，于是我就慢慢摸索、多次尝试，终于掌握了诀窍。我用心给不孕妇女进行治疗，有好几位妇女治疗后都怀孕、生孩子了！她们都很感激我，我很高兴：能让人祛病去痛、获得健康，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有位地委领导因关节疼痛到我这里理疗后有所好转，他夸我医术高、态度好，我心里像倒了碗蜜似的，促使我更加坚定信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山东来的女同志，她在张掖地区这里成了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因两个孩子都出麻疹，天天要去医院打针治疗，很不方便，很是苦恼。我听了她的诉说后对她说：“我来给孩子打针，你就不用天天跑医院啦！”在我的精心治疗下，不久两个孩子痊愈了，家人高兴得不知怎么感谢我才好，后来那女同志成了我的挚友。
在大西北，工作、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国家工作人员同样和当地群众过紧日子，吃过榆树叶子、沙枣叶子……有亲友劝我和老伴回江苏工作，我俩曾犹豫过，但还是坚持留在了大西北，在这里干革命习惯了，这里需要我们。
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经常派我下农村巡回医疗，我很乐意。不管到哪里，我都尽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群众看病治病，改变缺医少药地状况。闲时，我也帮助做点农活，他们说：“您能治病还会干农活，真少见！”我说：“我是从农村来的啊！”有一年永昌流行麻疹疫情爆发，连大人都被感染死亡。我受命去那里开展诊治工作，有效控制了疫情，使一方百姓获得了健康。
1968年，我的两个女儿是知识青年，需要回我的老家插队劳动，儿子那年9岁正需要照料，老伴工作又忙，领导派我到寺大龙去，为山上的建筑工人诊病，我克服困难，妥善处理好家事，服从组织安排，坚持到离家100多里远的高山上为建筑工人服务，工人们都很感激我。
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组织上安排我老伴李振山当我们张掖地区医院院长。我找到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要求：我不愿和老伴同在一个医院，将我调出医院，一是好让老伴放手开展工作，二是也让我独立自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请求，将我从地区医院调至师范学校，不久恢复师专并扩大招生，我便成了师专校医。这里学生多、教职工多、家属孩子多。本来小病在校医室看看、大病到医院诊治，可这里的人小病、大病都找我诊治，虽工作量大了，但我心里是乐观的。我向校领导建议并积极配合做好学校卫生工作，提高师生健康水平、减少疾病。我既当医生又当护士，有时还是代家长，遇到学生生病需挂水，我就陪伴他、精心照料，他们都亲切地称我“王妈妈”。
看到学生们健康快乐地成长，一批一批地走向社会，我打心眼里高兴。
有一次，医院一位李主任（内科）遇见我说：“很少见到你们学校的师生来医院看病。”我笑着说：“他们图方便，能在学校看的就不出来了。”“这，辛苦您了！”
我在甘肃三十二年，从未透露过自己是烈士的女儿，当过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从未向组织、领导提过照顾之类的要求，领导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并努力去干好、为父母争光！1986年，我从河西学院（原河西师专扩建）离休时，有的领导和老师得知我的身世后感到震惊，夸我是“尊敬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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