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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网
我们是三 窅中学74届高中毕业生，转眼走出校门已经45年。回想学校生活，很多事情浮现眼前，尤其是老师的课上课下更是历历在目，现叙一二以飨读者。
深受学生喜爱的邱庞同老师的语文课
记得是高一的下学期，教我们语文的换了个新老师，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白白嫩嫩，戴着个有点油腻的帽子，也许家不在扬中，衣服上也经常露出油渍，给人感觉有点邋遢。
他叫邱庞同，扬州市人，1963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8年毕业后先是在“五七”干校劳动2年，然后分到学校教书。他的先生王力、启功、许嘉璐都是国学大家。像他这样的毕业生本应分到大专院校当老师，到扬中教我们高中班实在有点大材小用。邱老师学识渊博，满腹经纶，一开口京腔京韵，煞是好听。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唐诗《黄鹤楼》，不仅把这首诗讲得通彻易懂，而且把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也一并作了介绍。说一次李白到了黄鹤楼，放眼美景，诗兴大发，正要下笔，一看墙上崔颢的题诗，先看两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不觉惊奇；再看“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觉倒吸一口凉气，再往下看李白便思维短路，脑子一片空白，不知从何下手，留下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题诗在上头”便悻悻而去。但这件事让诗仙耿耿于怀，后来游南京凤凰台，便有了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诗作，诗虽不错，但终未跳出《黄鹤楼》的影子。这些故事，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因此邱老师的语文课，也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
2004年，扬中举办河豚节，我有幸参与其中。一个偶然机会，我又与邱老师取得了联系，这时他已是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烹饪系主任、教授，中国烹饪史专家，烹饪理论大家，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他的《中国菜肴史》《中国面点史》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他被称为中国烹饪理论界的“八大金刚”之一。邱老师在扬中工作生活了多年，把扬中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倾注了极大热情，受扬中烹饪协会之邀，他多次来扬指导工作。2005年扬中申报“中国江鲜菜之乡”，他担任中国烹饪协会考察认证专家组组长；2008年扬中申报“中国河豚美食之乡”，他是专家组重要成员，给予了扬中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他写了多篇介绍扬中和扬中河豚美食的文章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为扬中河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邱老师前两年受聘担任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总顾问，点评全国美食，这也是三 窅中学和我们班学生的自豪，毕竟他曾经是三中的老师，我们曾经听过他的课。
任道静老师的“最大的事”
我们这届学生初中读了两年半，高中读了两年半。读初中时全公社有4个初中班（三跃中学、五跃中学、普济中学、长胜中学），后来升并为一个高中班，全班67人，9个女生，1972年春节后高中开学。那时虽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开始抓教育质量，但由于受“文革”影响较深，突出政治、热衷批斗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学生还没有完全自觉地进入学习状态，因此班上学习也比较松。
任道静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身材俊朗，戴着副眼镜略显斯文。任老师声音洪亮，讲课中气十足、富有激情，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针对班上有些同学不认真学习的现象，他非常严厉地说：“学生就是要认真学习，把学习搞好了是学生最大的事。”这一观点在当时 “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作为“最大的事”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很多人都为之一愣，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当任老师在课堂上讲完 “最大的事”，下了课我们同学就在一起议论纷纷，“现在广播里、社会上都在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不就是最大的事吗？如果学习是最大的事，那阶级斗争排在第几呢？政治排在第几呢？”为此，笔者当时写了篇评论《论什么是最大的事》登在当时的学校黑板报上，阐述阶级斗争才是“最大的事”。
1976年底我参军入伍，10年动乱的“文革”宣告结束，人们的思想也慢慢从“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时再回想当时任老师振聋发聩的直言，愈发觉得老师的真诚伟大，自己年轻时的可笑幼稚，这一情节也永远定格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成为激励自己奋发学习、不断进步的自省教材。
王丹阳老师的“高中后”教育
我们这代人从三四年级就进入“文革”时代，古书旧书被焚烧一空，即使有几本漏网之书也藏在人家家里，轻易不能面众，再后来《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书出来才有了为数可怜的几本书看。
我自小对书特别喜爱 （主要是课外书，尤其是小说类），可苦于当时书少，找到一本便当宝贝。记得三年级时到一个亲戚家里看到了一本长篇小说，好像叫《播火记》，便软磨硬泡借来看，这也是看的第一本大书、厚书。后来只要看到书便想法借来看，即使碰到繁体字带批语的如《三国志》等书，也是连猜带顺，囫囵吞枣，实在没有大书，找两本连环画看看也行。
喜爱看书是我们这代人的共性。我们班上大多数男生都有这个偏好，从我们班的课桌桌面不完整就可看出端倪。我们班的很多课桌桌面都被小刀刻了一道窄窄的缝，遇到不喜欢或不想学的课，老师在上面讲，同学们手拿着书在课桌抽屉里面动，眼睛则盯在课桌缝上看。因为当时几乎不要考试，老师要求也不是很严，上课能悄无声息地看书不影响别人也算不错的了。
王丹阳老师是我们高中阶段任语文课最长的老师，从高二一直教到毕业。王老师的课讲得非常细，带着浓浓的丹阳地方口音，偶尔会有一两句话听得不甚清楚，他会不厌其烦地给你一遍遍解释。我在班上成绩一般，但对语文课很是偏爱，因此也经常受到王老师的格外指点。1974年夏天我毕业回到生产队劳动，王老师通过我的一个堂弟（他班上的学生）给我带了一本长篇小说《较量》给我看，要求我看完后写一篇心得体会夹在书中还给他。说实话，当时收到书后倒没有多少感动，就是感到这个老师对我特别好。可后来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中，每当想到这件事就越想越感动。一是在那个缺书的年代老师用他手中的资源为我们提供书看这是对学生莫大的支持和关爱；二是学生已经毕业回乡，那时不像现在，高中毕业有大学读，我们毕业后就是回乡劳动，至于未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这时还有老师牵挂着你、惦记着你，给你带书看，那是需要怎样的胸怀，何等的境界！因此，每当我想起此事，我对老师的敬仰之情就会更深一层。这次在思考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了“高中后”这个词，特别兴奋，似乎是“神来之笔”。现在有“博士后”教育，当年老师带书给我看不就是“高中后”教育吗？这不也是对我们继续教育的一种方式？也许离开学校40多年来我能一直坚持看书学习，这得益于当年老师的谆谆教诲如同洪钟大吕般始终在耳边回响，须臾不敢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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