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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叔裔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已经席卷中国大地,并开始袭击到历来被称为太平洲的扬中。这一年,我23岁,在本村的三星小学当民办教师,任教刚满一年。这所小学是身为小型工商业者的父亲,于1950年在县长陈忠廉的支持下,为解决家乡贫困儿童无学可上的困难独资创办的。共5名教师,6个年级,100多名学生。
8月底,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们开始组成造反队,敲锣打鼓,在村头埭尾,到处游行,并高呼“造反有理”等一系列口号,还动辄抄老百姓的家。作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我,虽然没犯任何错误,并已到校上班,但心里却诚惶诚恐,预感到家庭和个人存在着危机。特别是三间瓦屋上两个具有古典风格和江洲风情的墙垛子,很可能要被造反队作为四旧扒掉。于是跟母亲商量,请瓦工朱锦明师傅于9月3日先行拆掉,免得被动。
9月4日晚上,全体造反队员在大队办公室开会,讨论第二天要采取的行动。有一名队员在困难时期曾受过父亲的救助,也曾感激涕零。在会上,他一反常态,声嘶力竭,大吵大嚷,说父亲捐资办学扶贫济困,是因为钱多用不了,不值得称赞,家中肯定还有金条。竭力煽动和强烈要求到我家抄家。
第二天下午,几十名队员高呼口号,冲进我家,先撕毁太平桥、沙家港等几所小学赠送并赞扬父亲捐资办学的对联。接着翻箱倒柜,大肆搜查,连羊圈也不放过,挖了一尺多深。七八个队员手持木棍和榔头,用梯子爬上屋顶,踩碎挖片,把拆平封好的两个垛基捣了个稀巴烂。我那怀孕8个月的爱人在西山墙下整理前天拆垛的砖块,差点被抛下的碎砖砸伤。最后,因没有搜到金条之类的东西,竟蛮横地把我家四个农业人口的500多斤口粮,说成是囤积居奇,强行没收。
当夜,雨大风狂,家里的衣物床铺全被漏湿,如遭特大洪灾,母子婆媳无法安身,只能蜷缩在东边的屋角。
因父亲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型针织厂,造反派据此把我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9月6日勒令我停职回家。
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我心里十分困惑,也十分不服,利用劳动之余,起草了一份“致大众公社党委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由小弟雨亭抄成10张大字报,张贴到公社会堂。公社党委书记徐秉耀同志看到我的公开信,十分重视,亲临我家了解情况,并与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商量交涉,把500多斤口粮退还我家。1967年春节之后,公社党委又与文教局联系恢复了我的教师职务。
光阴荏苒,我在文革初期的这一段经历,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10月出生的儿子也已步入知命之年,在省纪委工作。忆及当年,我深感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正确。十分感谢在我身处逆境之时,给予关心同情的亲友和主持正义的同志,也十分理解和谅解那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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