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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28个年头，如果说改革开放在新世纪又进行了新的历史时期，那便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似曾相识，但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践的简单重复，而是一个历史的扬弃和战略的提升。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战略性表现在其本质的深刻性。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方面去说明、解读甚至描绘，但作为政策，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其本质上讲，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也就是中国农村如何现代化的战略。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我国农村自然、社会和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整体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其实质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思考和探索的最新成果和全新选择。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战略性表现在其内容的突破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展开和现实需要，是党中央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和阶段性特征清醒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表明了我们党在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中的重大战略定位和突破，这种突破具体表现为两个根本性调整：一是其战略原则的根本性调整。建国以来，我国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和转变，第一次是1978年后以“先实后富”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原则，取代此前以“泛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均衡发展战略原则；第二次就是2005年以“五统筹”为特征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原则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这一战略原则的现实需要和载体。二是其战略重心的根本转移或调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党的工作中心，围绕着这工作中心，党在不同时期依据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会有不同的工作重点或工作重心。党的工作重点或重心是服从服务于工作中心的，因此必然又是不断变化因时调整的。而这一次的调整不是历史简单的轮回，而是一种自觉的战略选择。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战略性表现在其地位的全局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一大局的战略性举措，同时又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抓手。其全局性具体表现在它的全面性和统摄性：其全面性是指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的丰富性、外延的广泛性以及要求的多样性，它是农村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涵盖了农村自然、社会和人等各个方面，是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战略目标的现实体现和展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集中凸现了上述方面的要求，市委市政府提出“民富特色、生态特色、集约特色、和谐特色”又较好地体现了扬中地域风貌。这就突破了过去“四个现代化”目标中的“农业现代化”这一传统单一的认识，赋予了农村现代化更多时代的内容和要求。其统摄性是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发展农村的根本战略，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龙头和抓手，它能比较好地统摄或整合目前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的重大任务和目标，即它可以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等整合起来，换句话说，上述各方面实践的展开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实践。这就注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能是一个短期任务，而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中国整体和基本现代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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