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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敢生愿生“二孩”
  2018-08-07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近年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中央作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愿意生二孩”,各地也在努力。今年6月底,辽宁省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陕西省统计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一年前痛下决心生下二孩的王林,如今越来越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二孩生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妹妹,变得懂担当、会分享了,家里更热闹更温馨了。”
   王林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后,周围朋友、同事选择生二孩的不少。当然,很多人一开始还是比较犹豫的,怕没有足够精力和资金,怕孩子没人照看、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王林看得很开:“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她健康成长就行。”
   不过,也有一些家庭因为诸多现实压力让他们打消了生二孩的想法。在北京工作的陈静最近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生二孩。她说:“主要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照顾二孩比较吃力,也怕影响到家庭和睦;再加上我身体不太好,属于高龄产妇,就放弃了。”据她估计,周围很多准备生二孩的朋友,因为经济问题选择了放弃,“现在养孩子太精细了,养两个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那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到底对出生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王广州说。总和生育率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和生育率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王广州说。
  防止人口结构变化过快
   据估算,二孩政策实施前,一孩每年出生人数为900万至1000万左右,二孩每年出生500万至600万左右,三孩及以上每年出生在100万左右。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那么,我国新出生人口特别是一孩数量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比如在大城市,很多人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普遍偏高,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二胎的意愿。”陆益龙说。
   王广州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好事;但人们对生育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数据上会造成生育率下降。他同时坦言,“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简单讲就是,有政策也不生了;鼓励生育,效果和作用也不大了。”
   “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对于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现象,政府要足够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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