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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昌国
去年10月30日下午，快八十岁的老伴赵娟娣突然中风了，虽然高价打了溶栓针，效果不佳。在市人民医院治疗以后，又转到市人民医院康复院区继续治疗和康复训练近两个月，失语，右手没有知觉，但能独立行走，意识还比较清楚。可是春节刚过，正月初五，二次中风，又在市人民医院住院十多天，这次出院后要人搀扶着才能行走了。
4月15日早晨6时许，照应老伴的保姆叫醒我，说老伴浑身抽搐抖动，连忙和大儿子联系，到市人民医院第三次住院。“妇女能顶半边天”。她病倒了，对我们这个家而言，真如塌了半边天一样。夜深人静，我想应该为老伴写点文字，她也值得。
老伴是对我工作支持最大的人。她原在供销社工作，1982年进入教育系统，先后在新坝中心小学、城镇中学工作过，在三茅中学（现市二中）退休。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有近十年时间是站在高考班 （高中毕业班和补习班）的讲台上的。有时教两个班语文，有时教一个班，但要负责学校教导处的工作，或担任班主任。大部分家务和带两个孩子的重担都落在她身上。我所教班级学生的高考成绩在全县虽不次于“名列前茅”，但至少也是“上游”，所教班级高考的录取率也是比较高的，否则领导也不会连年要我站高考班的讲台。试想，没有老伴的支持，我还能全身心地扑在自己的工作上吗？所以说我在教学上取得的成绩，对扬中教育的一点贡献，离不开老伴的支持，功劳有她的一半。
老伴是关心扬中教育，热心公益事业的人。1995年前后，我在教育进修学校工作，扬中县聋哑学校的一位女会计在教导处讲县聋哑学校办学经费很困难。我想聋哑孩子本来就难教，教师难当，办学经费少不是难上加难吗？我回家时把这件事告诉了老伴，她接着就说：“我们捐点钱！”我说捐多少，她说：“捐少了起不了作用，捐500元能帮他们解决点困难！”既然她说了，我想也不至于影响家庭生活，也表示同意。那时的500元，比我和她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点。她骑着自行车把钱送到中兴路的聋哑学校，聋哑学校也在扬中电视台打出滚动字幕，对赵娟娣女士捐款表示感谢。
1983年我家的老屋拆除，我和小叔的老屋宅基地只够一户建房，小叔和我商量，要我的新房建在他家的一块高田上，靠新坝大港港堤。直到2010年前后，从栏杆桥到福星桥一段港堤一直是土路，尤其是冬季雨雪天气行走不便。后来修路，我和老伴商量，准备捐1680元，谐音 “一路发”。她说：“你捐款就捐款，不要什么花样，就捐2000元。”她说了，我也没意见。道路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正保的工程队负责建筑，我家房子的堂屋、厨房给施工队使用，完工时陈正保队长要给钱，老伴坚决一分钱也不要。应该说道路的质量是一流的，十几年过去了，没有一点裂缝。
老伴是对我们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平时干家务不说，仅说在乡下建了两幢楼房，她所付出的辛劳。现在建房，基本上主家不要劳神，只要有钱就行。十多年前，是包工（也有少数是请工的）不包料，水泥、钢筋、黄沙、石子、砖瓦、木料等都是老伴采购的（也有一部分是房屋开工以后中间商来推销的）。就说木料，木梁、椽子等，要到沙家港木材仓库去拣，请板车拖到联合永平村工地。房屋开工以后，瓦木匠和小工，一天要烧三顿，上午扬中叫“二顿粥”，下午叫“晚茶”，总不能天天吃稀饭，还要换换花样口味。中午要烧四、五个菜，有荤有素有汤。浇地脚，浇一层、二层，就要有酒有菜，菜至少要八个碗，每天基本上一桌人。当时我在教育局编志办工作，工作也是比较紧张的，只能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回来，做做她的“下手”，帮着拣拣菜洗洗碗筷之类。
老伴还是个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人。曾经同过事或比较熟悉的老师去世，只要知道了，我就去吊唁。每次向她拿钱，她都是要多少给多少，只是偶尔说：“送这位，送那位，等你走的时候有哪个来送你。”我说：“总有几个吧！”
不多写了，老伴病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康复的病，我基本上没有告诉亲戚朋友，只告诉她退休学校的领导。等时间长了，亲戚朋友知道了，还是来看望她。儿子和媳妇也很孝顺，住院期间每天都去看望她，烧好她喜欢吃的菜送给她。我们为她请了保姆照料她，尽量使她的生活质量好些。她虽然不能讲话，但我想她的心里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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