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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明社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五十二年前的冬天，似乎比现今来得早些。在这个冬始秋余的日子里，我正在生产队晒场上和玩伴搭掼炮，陡然被一群大人吆喝，“讨债鬼，别玩了，队里来了个高部长，是县里的大干部，快去看看”。我从小就喜欢看稀奇，不管什么新鲜的人和事都特别感兴趣，更何况长到11岁，看到最大的干部就是大队支书。我随即停止玩耍，尾随其后。到住地一看，高部长也不算高，身穿洗了发白的中山装，腰也不够挺直，全然不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干部。只见他大哥、老弟、大姐、大婶的一顿招呼，还摸摸我的头，并请大家多关照，帮助改造思想。话语虽平易近人，但我也能听出，这不是一般的下放，而是有些什么目的。过了几天，我看到高部长在劳动时，满头大汗，他手臂上戴着白袖章，这让我大吃一惊。凡白袖章者，盖坏分子也。我从白袖章边上的小字，认出他叫高云书。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的文革，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对这些老干部，要么打翻在地，精神连肉体一并消灭，要么下放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彻底改造思想,以观后效。大批老干部被看作“拈在衣服上的饭粒”，虽然过去对革命有功，但对文革来说是多余的人了。后来我从史料上看到，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我想高部长大概就是这时被下放的了。
高部长下放我们新春（现并入双新村）4队，可能是因为我们生产队有几间房子，常年空闲。这几间老屋房主是蒋开元，他早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在盐城一带任职，并携全家定居苏北。安排高部长住此正合适。有一天，我跟大人去高部长住处玩，看到整个板壁上写满了粉笔字，工整漂亮，是一块完整的黑板报，我羡慕极了，内心赞叹不已。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他是扬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这老房子年久失修，老鼠成群结队，肆无忌弹地活动，高部长整夜睡不着觉，手指还被咬了一口。大家把这情况向生产队长作了汇报，队长说再也找不到空房了，只能将就了。这时我的堂叔九根说，这情况可不行，几夜睡不着觉身体要垮的，要不睡到我家里，反正我还没找对象。就这样高部长搬家了。
高部长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和雨天就给我们讲故事，这里居然成了生产队的一个集中据点，好不热闹。高部长身体不好，有胃病，我还曾拿过父亲的胃舒平药给他吃，母亲也还送过圆子给他当早饭。他跟队里的三根、九根玩得最好，尽管文化上差异很大，但时间长了，就成了知心朋友。他对我们说，这里有三根、九根，你们就叫我六根吧。这段时间我看出他的心情比初到时好多了，中医云：胃以喜为补。由于乐与群众打成一片，胃痛居然好了不少。真是孑立不孤，好人多多。
高部长喜欢抽烟，烟瘾还不小，由于扣发工资，买包装香烟估计经济上也有问题，恰巧生产队里有个叫黄步赢的老人，早年在海安曲塘镇卷旱烟，回乡后自家种烟叶，自制旱烟，他经常送些土制烟丝给邻里抽，高部长也不例外。没有旱烟袋，高部长就挖竹根，制成土烟袋，凡生产队的“老烟鬼”每人送一根，还确实好用。
六十年代末的农村，广播还未普及，只有队长家有广播，县里的声音大家不可能直接听到。高部长真有办法，他找来了变压器上的矽钢片，把明矾烧化，将矽钢片嵌入其中，然后把很细的漆包线绕成线圈就成了耳机，再用细铅丝做成天线，接上广播线，一举成功了。尽管声音小，但能听到扬中县人民广播站的广播。我甚感惊奇，后来我根据此办法，如法炮制，居然也成功了。我把这手艺还传给了班上的同学。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晒场上看稻子（防偷、防鸡啄），掏出连环画小人书津津有味地看着，记得书名是《交通站的故事》，讲述的是胶东半岛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姜老三，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占区智斗赵保原，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故事。高部长把小人书翻翻，告诉我，姜老三、赵保原就是他老家那儿的，这些事他都知道啊。高部长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到扬中来工作的，并与我长时间交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山东南下干部。不知道高老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个看稻场的小孩了。
高部长下放我们生产队，前后达半年时间，与队里的社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结束后，三根还去县城专程探望过他老人家。如今高部长已90多岁高龄，在家业余制作根雕，我想原来用竹根雕琢的烟袋恐怕就是根雕的初级产品了。老人家虽然临近期颐，但仍学习不止，笔耕不辍，初心不忘，书写了百万字的学习笔记。他是经历了扭曲的时代而自身未被扭曲，经历了颠三倒四的岁月而保持形神不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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