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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蔚斌
前不久，应同学相邀在东新港“老地方饭馆”小聚，饭店是一排十余间的连体平房，红砖黒瓦，外有长廊连通，十余根木柱直立其间，原汁原味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筑。
房屋四周的水杉已长成高高的大树，挺拔向上，枝繁叶茂，随风发出唦唦的响声，像是跟你耳语这里发生的很多很多的故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中是一个四面环江的孤岛，交通不便，物质匮乏，出行必须假以舟楫。说不清什么时候起，沿江边有了许多的渡口和码头，如通往苏北的二墩港、铁皮港、思议港；通往苏南的沙家港、六圩港、轮船港等等，而东新港是扬中人去往上海的客运码头。
早年的东新港建在兴隆的东新江边，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客运码头。出行的行人先通过活动的木桥板登上小木船 （俗称“小划子”），再驶向减速后缓慢行进中的上海大轮，靠近大轮后通过绳索将两船紧密连结，行客上下完毕后，“小划子”与大轮分开，驶向岸来。每遇大雾大风天气，“小划子”难以驶靠大轮，这一天的航班就被临时取消，旅客只能一声叹息，怏怏而归。
七十年代初期，东新港码头易地新建在三 英雄 （新港村）江边，码头采用了浮桥设置，大轮可以直接停靠码头，客人上下船安全便捷，
“小划子”时代宣告结束。随着码头的不断建设，商铺林立，人来人往，呈现一派繁忙。
那时，靠农耕农种生活的扬中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钟表的人家极少，大多数人家早起晚休听广播，晌午傍晚听船笛掌握一天的时间安排生产劳动和生活起居。
东新港四周的十里八乡听“上水”“下水”的船笛占着地理优势，人们对听船笛来了解时间的依赖性极强。所谓的 “上水”即从上海上行到东新港的客轮，“下水”则是从东新港下行去上海的客轮。
我家距东新港不足5里路，也是听惯了船笛声。对“上水”“下水”的记忆尤其深刻。“上水”一般在下午4:00从上海黄浦江十六铺码头开出，出吴淞口经长江逆流而上，沿途停靠南通、江阴、七圩、四墩子、过船港、东新港，最终抵达泰州高港，到达时间是在次日的上午9:00时左右，停靠扬中东新港码头大多在上午8:00左右。“下水”则是从高港码头返航的“上水”，下午3:00时开出，停靠东新港一般在下午4:00时，到达上海大达码头则是次日上午7:00时左右。“下水”顺流而下，“上水”逆流而上，“下水”航时短于“上水”航时。如遇风、雪、雨、雾天气就难以准点了。
当年，坐上大轮去上海是一件令许多人羡慕不已的事情。“上海到一到，死了棺材都不要”，人们对上海的神往可见一斑。大轮上供应的旅途晚餐也让许多人充满了期待，印有“上海长航客运”的绿色小瓷盆盛着满满的米饭，一块 “梳子肉”加雪菜毛豆覆盖其上，令人口水欲滴。玻璃柜里陈列着各式鸡蛋糕、面包、鱼皮花生、糖果等散发着特别的 “上海的味道”，充满了诱惑。我算幸运，因为我的伯父、姨父全家都在上海，去上海不是难事。幼小时跟着父亲去过，上学后每到暑寒假，总想找个理由去，上海的亲戚回乡我也会闹着跟大人们去码头迎接。
我对第一次迎接“上水”的印象特别深刻。
1974年农历腊月二十九，父亲带我去东新港码头迎接“上水”，十岁的我兴奋不已，因为是去迎接在上海工作的伯父一家回乡过年。
那天早上，广播一响，我一骨碌起床，大门一开，天刚蒙蒙亮，父母已在灶头上忙活。不一会儿，父亲扛着扁担，扁担头上套一串担绳，领着我出门了。
雾大得很，天气也冷得很，我的心里却热乎乎的。沿着田埂，走过小桥，穿过几个埭，爬上东江堤，约摸几袋烟的工夫，东新港码头依稀可辨。不远处有三三两两的人影移动，不时传来几声咳嗽声。走近一看，有的人拿着扁担，有的人推着木轮车。父亲说，这些人是码头上的挑夫，帮助客人接送行李的。
江边风大，呼呼的声响，江浪也不小，后浪推着前浪，听得见拍岸的响声。我们跺着脚，不时哈哈冻冷的双手，眼睛盯着船来的方向，心里倒不着急。
“雾太大了，东新港没法停靠了。”不知人群中谁说了一句。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不停，停到什么地方呢？我急急地问。雾太大了，船可能会直接停到高港，从东新港下船的人转停高港，然后再从高港乘过江船回扬中。有一个挑夫模样的驼背爷爷说。这怎么办呢？我们不是白白起早，白来一趟呢？我的心里直犯嘀咕。
远处的云雾快速的移动，不一会儿，天亮了许多，视野也宽阔起来。“呜-呜-！”两声宏亮的汽笛声划破天空，一座庞然大物已徐徐靠近，“东方红404”的醒目标识越来越清晰，“上水”渐渐靠岸。在下船的人群中我已看到伯父一家人了，我们挥手示意。
上得岸来，一阵寒暄过后，父亲熟练地打理好他们的行李，挑着满满的一担，有说有笑地往回走。我和堂哥堂姐手拉着手，问这问那，心里像倒了一碗蜜。
不一会儿，雾消云散，太阳出来了，冻僵的烂泥开始化冻，首先粘着鞋底，后来一步一滑粘脏了鞋帮。不一会儿，父亲的额头沁出汗珠，伯父母互相搀扶着走，我和堂哥堂姐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路边的毛草上行走，不时喊出“当心、当心”。
“烂泥路实在不好走，有点吃不消了。”伯母终于忍不住说。我知道伯母是宁波城里人，从小没走过泥土路。堂哥堂姐出生在上海，也许是年轻好奇，脚下一滑，嘴里咯咯地笑，走路虽不轻松，倒也苦中有乐。
大概是因为泥泞的土路让伯母走怕了，打那以后他们回乡就选择了坐火车，从镇江转回扬中。我倒不一样，几次跟父母去上海还是喜欢乘 “下水”。最难忘的是八十年代初我独自前往的一次。
1982年，火红的年代味已渐渐淡了，改革开放的春潮激荡而来。大年初三，我从东新港码头乘 “下水”——“东方红402”去往上海参加姨表姐的婚礼。大轮一层是大通铺，二层是硬座席，三、四层是卧铺。父亲托关系为我买了一张四等票（卧铺），我躺在床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因为独自外出，父亲让我不要跟陌生人搭话，母亲要我将行李放在枕边。房间里的灯不知被谁熄灭了，也许是担心思，也许是太兴奋，我仍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将脚伸出毛毯外凉凉，一会儿又将脚用毛毯盖好，一会儿还摸一摸缝在内衣中的钱包。稀里糊涂，也不知什么时候才瞌睡过去。
进吴淞口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睁开眼，跳下床，走出房间，伏在船的栏杆上，满眼灯光璀璨，江水被映染得五彩缤纷，一眼望不到边，这是次日的清晨了。船速已慢了下来，象是故意让人欣赏上海早晨的美丽景色。
船的一层是大通铺，看得见有不少人在喂鸡喂鸭，蝈蝈声、呱呱声，此起彼伏。有装鸡蛋的，有捉鸡的，有捆鸭的，这是苏南苏北的农民进城做小商小贩的另一种场景。
农民不再安分种地了，他们似乎闻到了暖春的气息，似乎看到了更远的潮汐。
后来，我考取了扬州医校求学。第三年暑假过后，我们要常去医院见习，我和同学培乔各自带着一辆自行车从东新港乘“上水”到高港。下船后，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路欢声笑语回到学校。自行车伴随我们完成了学业，也陪伴我们游遍了扬州的闹市和城郊。
“上水”，“下水”，曾经相伴，从不孤单。陪伴扬中人走出小岛，走进上海，走向世界。
现今，“上水”，“下水”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东新港已换骨脱胎，汽笛声也风干成了记忆。一岛五桥的扬中连到了全世界，农民富了，农村富了，一方美丽的生态绿岛，一座富裕的年轻新城，熠熠生辉嵌在水中央。
眼前，这陈旧的平房依旧存在，仿佛与四周的现代化码头格格不入。忽然记起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升，散入春风满洛城”的诗句，像歌，像笛，像号角，温暖了记忆，温暖了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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