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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直东
李茂隆老师，扬中市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现年八十有零。我们是同龄人，在老郎街一起长大。现在，我仍然习惯地叫他“茂隆”。
去年，我们有机会碰面。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许多扬中的往事。其中有关王龙烈士的故事，是第一次听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茂隆一家世居鸣凤四墩子。祖父年轻时因帮邻家救火，不幸失足殒命。因此祖母张氏二十多岁时就守寡，带着年幼的一子一女，艰难支撑。其子李松亭，就是茂隆的父亲。
革命烈士王龙，码头镇人。王龙的夫人张玉梅，丹徒大路人，与茂隆家有亲戚关系。茂隆的母亲耿老三，与张玉梅是姨表姐妹，茂隆称张玉梅为姨娘。因此，王龙与李家多有交往。
在旧社会，茂隆的祖母，因丧夫而落下了“克夫”的罪名，常受婆婆的打骂凌辱。侄辈们亦视其为“不祥之物”，对她白眼相待，甚至拳脚相加。孤儿寡母，只能一直忍受着这屈辱的生活。
茂隆祖父有兄弟三人。分家时，有一亩八分低田，三家平分，茂隆祖母应得六分。但家人故意欺凌茂隆祖母，将其应得的六分田由其弟媳“代种”。王龙得知这一情况后，愤愤不平。便去质问其弟媳：“那一亩八分低田，三家平分，一家得六分？”答：“是的。”再问：“那中间的六分田一直由你们代种？”答：“嗯。”王龙当即表示：“从现在起，你必须将那六分田立即还给李松亭家。不可再霸占代种。”这样，茂隆祖母和父亲才拿回那被强占的六分田。
受王龙的影响，茂隆的祖母积极支持革命。当时王龙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而且随时要防范敌人捣乱。所以，1940年后，王龙的三个孩子春凤、学荣和桂荣，一度寄养在茂隆家。有时还由王龙安排接待新四军战士居住。那时候，尽管生活条件很差，筛子下面的碎米煮稀饭，麲子粥，瓜菜代，但一家人与新四军战士有说有笑，相处极其融洽。部队领导印士庸（曾任扬中抗日民主政府军事科长），觉得茂隆的妹妹茂凤很讨喜，便要茂凤叫她干爸。彼此相处，有如家人。当时，茂隆的父亲李松亭，也积极支持革命活动。这期间，他奉王龙之命，去过句容茅山，三往丹徒辛丰，多次去丹阳埤城，从事新四军的联络工作，深得王龙的赏识。
1942年正月初二，清晨，住在茂隆家的新四军刚转移。这天，茂隆正与父母去兴隆镇的亲戚家拜年，一帮日本鬼子和和平军，突然气势汹汹，奔李家而来，抓住茂隆祖母，要她交出王龙和新四军的去向。祖母毅然回答：“不知道！”这些家伙，丧心病狂，竟把灶上的两只铁锅取下，将她搁在灶上，从下面用柴火烧烤，茂隆祖母被烤得血肉模糊，然后放火烧了李家住房。茂隆祖母终究未吐一字。待茂隆父母拜年回来，茂隆父亲李松亭当即被绑走。
遭此劫难之后不久，抗日民主政府的王龙、施光前、陈定洪等领导同志，给李家送来衣服、被子和药品，并补贴了银元140元。李松亭亦于一个月后被营救出来。在亲邻的帮助下，又建起了三间草房。一家人才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
老郎街有一家耿泰丰杂货店，此店于1920年前后开张，店主是耿老三的父亲耿文琪。40年代初，耿文琪去世。耿老三女承父业，执掌耿泰丰。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渐次有所起色，家庭经济条件逐步改善，茂隆一家建起了三间瓦房，并购置了少许田产。
1949年4月，扬中解放。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当时，地方上的某些干部，由于执行政策的偏差，强行将李松亭家划为地主成分，并且抄家封门。被扣上地主的帽子后，一家人便厄运连连，受尽折磨，不断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投诉无门。
1963年，茂隆得知了姨娘张玉梅的住址，便前往拜访。她想不到李家竟会划为地主，对茂隆说：你奶奶，你妈妈肯定受苦了。其时姨娘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她渴望见到表妹耿老三。后来，茂隆用自行车带着母亲，到码头张玉梅家。姐妹二人，二十多年不见，边谈边哭，伤心不已。
1963年底，王言（王国恩，王龙之兄，40年代初，曾任民主政府时期扬中县副县长。“文革”前任苏州市博物馆馆长）到扬中。茂隆向王言报告自己家庭的遭遇，王言觉得很意外，说：“真是天大的笑话！你家怎么会是地主？马上要搞‘四清’运动了，你写个材料给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茂隆想，“四清”运动主要是解决干部四清四不清的问题，与自家问题似乎不相干，所以此事便未有下文。
直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谓的“五类分子”，才取得了与广大人民群众同样的政治地位。茂隆一家人，笼罩在头上20多年的阴霾得以清除，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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