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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雨亭
拜读叔裔小哥的大作《江洲草》中“文革初期的一段经历”一文后，思绪万千，镌刻在我脑海中那难忘的一九六六年立刻浮现在眼前。
我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在扬中县中学初中毕业，同年九月升入江苏省镇江中学高中部学习，本应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高中毕业，然后参加当月举行的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但就在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
文化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受严重干扰。六月一日开始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原定七月份举行的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也宣布延期。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成为了革命小将，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斗争党内所谓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随着形势的发展，师生们分别组建 “教工长征战斗队”“红卫兵”“红旗战斗队”“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群众组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革命大串联……
革命大串联使我们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当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近距离目睹伟大领袖毛主席站立在缓缓向我们驶来的敞蓬吉普车上，频频向我们挥手致意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想立即回到家乡亲人的身边，与他们分享这最大的喜悦与幸福。故从北京返回，我便直奔家乡扬中。但回家后的所见所闻，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本大队（时为团结大队）个别人捏造事实，蒙蔽、煽动造反派群众，以“破四旧”为名，不仅查抄了我家，而且将我那年仅23岁的叔裔小哥打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剥夺了其民办教师工作，勒令其回生产队劳动。经与家中亲人交流，并与相关知情者沟通，在搞清事实真相后，我非常气愤，同时敏锐觉察到个别人的错误行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完全违反《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精神，背离了革命的大方向，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当前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东风，据理抗争，自卫反击。于是我向叔裔小哥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建议他将遭受打击迫害的真相撰写成文，以给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公布于众，揭露个别人违背中共中央“十六条”精神，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革命大方向的错误行径，推倒强加于自身的不实之词，提出恢复民办教师工作的诉求。
叔裔小哥采纳了我的建议，很快写出了初稿。经修改润色，我用从代销点购回的毛笔、墨汁与大白纸张，夜以继日，奋笔抄写，一式两份，每份12张，共计抄写了24张大字报。翌日清晨，叔裔小哥与我一同将大字报一份贴在本大队部室内，另一份贴至本公社（时为大众公社）会堂。
前来上班的公社党委书记徐秉耀同志，认真阅看了这封公开信，第二天便亲自来到本大队调查了解公开信反映的情况。经深入走访调查，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与本大队党支部书记邹来虎、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孙厚福等同志研究决定，返还了查抄我家时收去的物品与粮食，并与县文教局联系，很快恢复了叔裔小哥的民办教师工作，我们的抗争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为此我们由衷地感谢公社党委书记徐秉耀同志，感谢所有主持公道，同情、关心与帮助过我们的人。
斗转星移，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对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的结论；时过境迁，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伟大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屈指算来，难忘的一九六六年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上述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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