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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如果人们需要做事情，哪怕是走路，都需要照明，于是有了照明灯，照明灯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文明史同步，它时刻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照明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其材质、样式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油灯，一种是电灯。
说来真的非常有意思，有数千年历史的油灯，在我出生的年代，虽然在大城市电灯已经普及，但在我的家乡农村仍然用着。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开始上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油灯下完成作业的。
小时候，家里唯一的一盏照明灯，我们称它为灯盏。灯盏的构造非常简洁，一个四脚竹架子，最上方放置一个浅浅的生铁碗，碗里盛一些油，豆油、菜籽油、棉籽油均可。由于是食用油，会引起小老鼠爬上去偷油吃，所以那时流行一首儿歌：小老鼠，上登台，偷油吃，下不来……油碗里浸入一、二根灯草（一种植物的茎）或者一根粗一点的棉线，点火的一头露在碗边的外头，擦一根火柴（那时称为洋火）点燃它，火苗如豆。这种灯需要不时地去调理它，时间长了，灯头会出现灯花（灰烬），影响亮度，需要除掉它，最常用的方法是用剪子剪掉，称为剪灯花，灯花没了灯头也相应的短了，又需要用一根细棒将灯草往上移一点，谓之“挑灯”，以保持一定的亮度。家里就这么一盏灯，做饭的时候就放在灶头上，吃饭的时候就移到餐桌上，在移动的过程中，一手提着灯盏的把，另一只手必须用手掌护住火苗，小心翼翼地走，因为走快了很可能被走动形成的气流熄灭。不用的时候，用嘴一吹就灭了，记得小时候，每到吹灯的时候，我会说“我来我来”而抢着吹，故意离得远远的，鼓起腮帮子使劲吹。
到我上学的时候，灯盏被另一种油灯代替，因为乡间供销社开始供应煤油，对于老百姓来讲，灯盏用的油可以炒菜吃，所以灯盏很快被淘汰了。我家使用的第一只煤油灯是玻璃瓶的，当然也是买的，我注意到，在玻璃瓶的瓶颈处缠了一圈铁丝当抓手，在玻璃瓶的铁盖上面安装了一个垂直的铁皮管子，管子里面穿了一根棉线作为灯芯，长长的尾巴盘旋在瓶子的下方。但是它点燃的时候，火苗上方会有浓浓的黑烟。所以不久也淘汰了，换了一种带玻璃罩的美孚灯（亦称洋油灯），这种美孚灯比简易的油灯亮了许多而且防风，但是其玻璃罩因为油烟需要经常擦拭干净。一次不擦，亮度就差好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段“借光”学习的故事。快高中三年级了，学习越来越紧张，夜间学习时间也在不断延长，而且那时煤油紧张，需凭票供应，我家的煤油计划总是不够用的，每到煤油快用光的时候我就犯愁。当时，父亲在生产队里做记工员，每天晚上抱着账簿去队长家里参加评工分会议，父亲负责记账，几乎天天如此。后来，我灵机一动跟父亲说：“你与队长商量商量，能不能将评工记分的会议放到我家来开，你们评工，我借借光，在一旁做作业，而且我保证每天将灯罩擦的亮亮的。”父亲说：“他们吵吵闹闹的，你能学得下去啊？”我说：“没关系。”父亲觉得可行，就与队长商量，队长同意将评工记分的会议移到我家来开。说实在的，社员们评工时为了一分、半分工争的面红耳赤的，一开始确实让我难以静下心来，后来才慢慢地习惯了。等会议结束以后，他们都走了，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下去，这时从借光就变为沾光了。“借光”一直延续到我参加高考，这段时间，对我来讲非常宝贵，至今难忘。
1963年夏天，我去上海上大学，离开家乡告别油灯到了大城市，大城市早已经是电灯的世界，我坐在日光灯下晚自习做作业，那种感觉就是天壤之别。而我的家乡农村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通上电，家里来信说，通电的那一刻，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聚在家里，盯着电灯泡，等待着那一刻。电灯一刹那亮了的那一刻，全家人都欢呼跳跃起来。到了80年代，我家盖了二层小楼，照明灯全部换成日光灯管，如今建了欧式小别墅，照明灯又升级为节能灯、智能灯。灯具的种类样式也争奇斗艳，什么壁灯、顶灯、镜前灯、落地灯、大台灯、小台灯等等，有些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装饰美观，全部打开可谓灯火辉煌。这些变化恐怕70年前连做梦也想不到。
从油灯到电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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