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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次北固山下作》诗异读考
□ 戴少华   2019-01-10
  初唐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 《次北固山下作》很著名,最早被天宝年间芮挺章编选的同时代人的诗集《国秀集》所收录。全诗如下:
   次北固山下作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此诗之所以出名,主要是中间两联对仗写得好,千年以来传诵不衰,为人们所熟知。然而这两联联句的最初出名却并非出自此诗,而是出自王湾同时期写的一首五言律诗《江南意》。《国秀集》出后十年左右,丹阳进士殷璠编了一本当代诗选,曰《河岳英灵集》,收录有《江南意》。全诗如下:
  江南意
   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这两首诗中间两联只改一字,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起结二联完全不同,题目不同。这种写法在历代诗人作品中是罕见的。之所以说中间两联的最初出名是出自《江南意》,是源于《河岳英灵集》中王湾名下的简介:“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 《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后来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均有类似记载。可知《江南意》写出后,立即得到当朝宰相张说的高度赏识;亦可知《江南意》的写作时间是早于《次北固山下作》的。《江南意》写得较为古朴,《次北固山下作》则风华秀丽。后来读者往往只知后者,而《江南意》之名反被掩没。历古以来,诗评家对这两首诗的评解往往局限在字词或版本上。沈德潜《唐诗别裁》选录了《次北固山下作》,把“两岸阔”仍改成“两岸失”。云“两岸失,言湖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也选了《次北固山下作》,云“《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顾小谢《唐律消夏录》选用了《江南意》,他的评解是:“第三、四句潮平岸失,风正帆悬,寻常之景。第五、六句因海天空阔,见日出恁早,故日生残夜。江树青葱,觉春来亦恁早,故曰入旧年。句法虽佳,意亦浅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间两联,便成奇景妙语。后人将此题改作《次北固山下作》,起结全换,是何见解?可叹可叹。”他认为《次北固山下作》是后人的窜改。施蛰存《唐诗百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9月第1版)则认为“后人窜改古人诗,从来没有这样大幅度的改。而且这两个文本,见于同时代人所编的书,相去不过十多年,要改也只能是同时代人所改,绝不可能是后人所改。”故认定“‘潮平两岸失’是初稿,而‘两岸阔’是作者自己的改定本。”
   以上历史人物对这两首诗的评解大有可商之处。因为他们没有破解王湾先后写这两首诗的奥秘,回答其隐含的真实意图。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所录为《江南意》,但题下又注云“一作《次北固山下作》”,似乎这两首诗是一首诗。那这两首诗是不是一首诗呢?愚以为不是。理由有三:其一,主旨不同。《江南意》写的是北人初到江南看到的新气象,而《次北固山下作》有思乡情结,如果作初稿和改定本解,那就成了一首诗。如果是一首诗,题目自然可以互换。显然这是不成立的。其二,虽然中间两联只改一字,但结合全诗来看,各自描写的物候、地点、场景有显著差别。《江南意》中“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北人初到江南,第一感觉天亮较早,出行者在天不放亮就上路了;长江中潮水涨了,因天未完全放亮,自然看不到岸边,视觉上有迷失,故有“两岸失”。而此时残夜未尽,海日已生。江潮起落有点大,似乎春的脚步已跨年入冬,提前到来了。从这首诗看,写作的日期是接近新年的腊月年尾,我赞成施蛰存先生说的“可能这一年的立春在腊月”(来年的立春),“春意进入了旧年”。可能这一年也是暖冬。出行方向为沿长江下游向东行进(大概向吴中进发),具体地点不详(王湾现存诗中有 《晚春诣苏州敬赠武员外》一首,去苏州应该是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而《次北固山下作》写作地点很明确。北固山位于镇江城北大江边,为千古名山,传三国时刘备招亲于此山甘露寺。此诗描写的物候大为不同:“青山”“绿水”,与作者初到江南时的第一感觉迥异;“潮平”已不是“两岸失”,而是“两岸阔”。“阔”者,有潮涨水高、气势雄壮(壮阔)之象。其物候特征符合镇江一带长江下游春季的特点:“春江潮水连海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其三,“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其尾联说明作者出行已有时日,因而产生“思乡情结”,而不是《江南意》中表达的初到江南。写“乡书”而不是“家书”,说明作者牵挂的并非家人,而是思念故乡,另有牵挂。“洛阳边”,王湾是洛阳人,思念故乡应写洛阳才对,“洛阳边”又指何处?以上三点似可说明:《江南意》与《次北固山下作》不是一首诗,而“初稿”与“改定本”之说则不能成立。
   愚以为,破解王湾这两首诗的奥秘,还得从其中的“江春入旧年”诗句的解读说起。前文已经提及,这句诗在《江南意》中的解读应该是“春意已经跨年越冬,进入了旧年”,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次北固山下作》中也这样解读,似不合镇江腊冬的物候。腊冬时节,北固山一带并无“青山”、“绿水”之象。也许有人会说,此处不应死抠,而应活解,江南的特点就是“绿水青山”,但不要忘记,王湾可不是一般诗人,腊冬时节他初到江南,如果第一感觉是“绿水青山”,就不会象《江南意》中那么写了,我们不可低估其智商的敏锐。这是其一;其二,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有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见“江南草长”在“暮春三月”,无“江南草长”,何以见“青山”、“绿水”?其三,长江下游之潮汐变化,北固山一带只有到公历四月廿日前后潮水才能“上滩”(指漫上江滩),腊冬时节,虽有潮水,仍属枯水期。千年以来,地理可能大变 (唐朝时期镇江往东为入海口,主要是长江北岸口门渐开,南岸变化较小),但长江潮汐即使有变但不会很大。也就是说枯水期潮水正常年份不可能反常呈丰水期之势(极端年份除外)。江潮上滩,方显壮阔之势,“两岸阔”,正反映暮春时节江潮“上滩”其壮阔之象。其四,古人多有“伤春”诗,写“春归”时节感伤思归、思乡的情结。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有《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比较著名: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古人“伤春”的诗作比比皆是,又一年春去春归,愁怅、伤感油然而生,正所谓“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南唐·李煜《浪淘沙》)”。《次北固山下作》其写作时间既与《江南意》不同,而所写之景与暮春时节的江南物候又是那样的吻合,其主旨界定为“伤春思乡”之作似能成立。既是“伤春”之作,那其中的“江春入旧年”诗句的解读就大为不同了,此句在该诗中应解读为“时光飞逝,又一年江春已成为过去,而内心则愁怅忧伤不已。”
   如果“伤春”说能够成立,《次北固山下作》写于暮春之际,那王湾为何忧伤而写呢?此事疑与宰相张说(张燕公)的遭贬有关。
   王湾,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王湾小传中说其为 “开元十一年常无名榜进士”。这是错误的。同书卷一张子容小传已载张子容为 “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王湾游吴中作《江南意》,张燕公将其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句手题政事堂,每每对诸位能为诗文的人说,你们要以这为样板。这样的举动非同寻常,这种抬爱对刚中进士的王湾来说,不啻为“知遇之恩”。对恩师心存感念,那再自然不过了。张说(667-730),字道济,或字说之。河南洛阳人。其一生政治上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曾“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要职;军事上曾三次总戎临边,打了几个漂亮仗;文学上,武则天时策贤良方正,一等空缺,实排名第一。“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的“当朝文伯”。擅长文辞,“朝廷大述作多出于其手”,写过很多应制奉和的诗和封禅祭祀的乐章,诗句优美,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睿宗景云二年(711),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监修国史;二月,劝睿宗以太子李隆基监国,以塞祸乱;十月,因不依附太平公主而被罢知政事,为尚书左丞,分司东都。玄宗开元元年(713,先天二年)六月,托使臣献佩刀与玄宗,暗示他当机立断;七月玄宗诛杀太平公主,张说因功检校中书令(有特殊资望的宰相);八月被封燕国公;十二月玄宗以姚崇兼紫微令,张说被姚祟构陷贬为相州刺史,充任河北道按察史。开元二年(714),在相州任上。开元三年(715),又被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张说自开元元年未到开元三年,连遭不幸,一贬再贬。岳州为南方蛮荒之地,远离京都,张说内心凄惨。至开元四年(716),苏颋为宰相,张说与其父为故交,便撰写一篇《五君咏》,在苏颋之父忌日时献之,其中一则是记载其父苏瑰的故事,苏颋非常感动,向玄宗进言,张说被改任荆州长史。从相州再贬到岳州,其具体年份史书无明确记载。陈祖言著《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曰“说乃三年除守岳州,《太平寰宇记》《岳阳风土记》称为四年,不确。”根据其补遗卷一《岳州刺史谢上表》曰:“伏奉四月十有二日制书除臣岳州刺史,某月二十七日递书到相州。承恩皇怖,狼狈上道,以月一日至岳州上讫。”以及开元五年(717)张说《巴丘春作》诗云:“自怜心问景,三岁客长沙。”故其迁岳州当在开元三年,具体时间为四月十二日。四月十二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正是暮春时节或春夏之交。试想,王湾此时在吴中游历,正到北固山下,获恩师再次遭贬,悲悯之情可想而知。于是用恩师极为赏识的《江南意》中的两联诗句,仅改一字,写下《次北固山下作》,以表达对恩师不幸遭遇的悲悯、思念、慰问、感恩之情。这时王湾的心情是复杂的,不好明写,因为此时朝廷正是多事之秋。这种写法,非常隐晦,一般人读不懂,只有张说一读便知。“两岸失”写成“两岸阔”,因此时长江潮水已经壮阔;写“乡书”而不是“家书”,因王湾与张说均为洛阳人;写“洛阳边”而不是“洛阳”,因张说再次遭贬时在相州。相州治所何处?正是今天河南的安阳,辖界与洛阳相邻,在洛阳边上。
   如此说来,那王湾何时开始游历吴中的呢?王湾在新旧《唐书》中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也未见著录,《唐诗纪事》卷十五载王湾“开元初,为荥阳主簿。马怀素欲校正群书,湾在选中,分部撰次。”《全唐诗》卷一一五小传亦有类似记载,并云“秘书罢选,又与陆绍伯等同校丽正院书”。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1版)中有《王湾考》,云王湾从开元五年起至开元九年止,自始至终参与马怀素召集的修书工作,修书完成后任职洛阳尉。“王湾又于先天年间登进士第,则王湾游江南,及作《江南意》诗,当是他进士登第前后几年之内,也就是先天年间或开元初年,在这以后,他就参预修书工作,又任洛阳尉等职,无缘再至江南了。”但傅考仅认定“张说为相在开元九年(721),罢相在开元十四年(726)”一说为错误,因张说一生三次为相。这是其一。其二,《江南意》为张说所激赏,是张说在宰相任上。王湾中进士后至开元五年,张说唯有开元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在宰相任上。而王湾在考进士前是无暇游吴中的,因求取功名是大事,须集中精力,不能儿戏。其三,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五认为常无名为先天元年(712)进士。其卷五有考云:“《唐才子传》王翰字子羽,并州人,景云元年卢逸下进士及第。唐人例以上年冬命次年知举之人,故王翰实二年榜也。”此解读王翰,说到唐人惯例,上年冬考员中进士后,须待下年放榜。所谓“某年某某榜进士”,实为上年冬已经考中。按照徐松的考证,说王湾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实为上年即先天元年(712)冬进士。
   这样看来,所有疑问都解决了。王湾,先天元年(712)冬考中进士,等待下年放榜,趁此机会,游历吴中,腊月末途中写下《江南意》。开元元年(713,先天二年)七月至十二月,张说为中书令(宰相)、封燕国公期间,将《江南意》中诗句手题政事堂。开元二年(714),张说在相州任上,王湾在吴中游历。开元三年(715)四月十二日,张说被再贬为岳州刺史,王湾游历途中(或为返途)闻知,写下《次北固山下作》,以表伤怀之情。
   一首《次北固山下作》,王湾到底为何而作,千载之迷,至此似可真相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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