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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 《次北固山下作》很著名，最早被天宝年间芮挺章编选的同时代人的诗集《国秀集》所收录。全诗如下：
次北固山下作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此诗之所以出名，主要是中间两联对仗写得好，千年以来传诵不衰，为人们所熟知。然而这两联联句的最初出名却并非出自此诗，而是出自王湾同时期写的一首五言律诗《江南意》。《国秀集》出后十年左右，丹阳进士殷璠编了一本当代诗选，曰《河岳英灵集》，收录有《江南意》。全诗如下：
江南意
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这两首诗中间两联只改一字，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起结二联完全不同，题目不同。这种写法在历代诗人作品中是罕见的。之所以说中间两联的最初出名是出自《江南意》，是源于《河岳英灵集》中王湾名下的简介：“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 《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后来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均有类似记载。可知《江南意》写出后，立即得到当朝宰相张说的高度赏识；亦可知《江南意》的写作时间是早于《次北固山下作》的。《江南意》写得较为古朴，《次北固山下作》则风华秀丽。后来读者往往只知后者，而《江南意》之名反被掩没。历古以来，诗评家对这两首诗的评解往往局限在字词或版本上。沈德潜《唐诗别裁》选录了《次北固山下作》，把“两岸阔”仍改成“两岸失”。云“两岸失，言湖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也选了《次北固山下作》，云“《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顾小谢《唐律消夏录》选用了《江南意》，他的评解是：“第三、四句潮平岸失，风正帆悬，寻常之景。第五、六句因海天空阔，见日出恁早，故日生残夜。江树青葱，觉春来亦恁早，故曰入旧年。句法虽佳，意亦浅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间两联，便成奇景妙语。后人将此题改作《次北固山下作》，起结全换，是何见解？可叹可叹。”他认为《次北固山下作》是后人的窜改。施蛰存《唐诗百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9月第1版)则认为“后人窜改古人诗，从来没有这样大幅度的改。而且这两个文本，见于同时代人所编的书，相去不过十多年，要改也只能是同时代人所改，绝不可能是后人所改。”故认定“‘潮平两岸失’是初稿，而‘两岸阔’是作者自己的改定本。”
以上历史人物对这两首诗的评解大有可商之处。因为他们没有破解王湾先后写这两首诗的奥秘，回答其隐含的真实意图。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所录为《江南意》，但题下又注云“一作《次北固山下作》”，似乎这两首诗是一首诗。那这两首诗是不是一首诗呢？愚以为不是。理由有三：其一，主旨不同。《江南意》写的是北人初到江南看到的新气象，而《次北固山下作》有思乡情结，如果作初稿和改定本解，那就成了一首诗。如果是一首诗，题目自然可以互换。显然这是不成立的。其二，虽然中间两联只改一字，但结合全诗来看，各自描写的物候、地点、场景有显著差别。《江南意》中“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北人初到江南，第一感觉天亮较早，出行者在天不放亮就上路了；长江中潮水涨了，因天未完全放亮，自然看不到岸边，视觉上有迷失，故有“两岸失”。而此时残夜未尽，海日已生。江潮起落有点大，似乎春的脚步已跨年入冬，提前到来了。从这首诗看，写作的日期是接近新年的腊月年尾，我赞成施蛰存先生说的“可能这一年的立春在腊月”(来年的立春)，“春意进入了旧年”。可能这一年也是暖冬。出行方向为沿长江下游向东行进(大概向吴中进发)，具体地点不详(王湾现存诗中有 《晚春诣苏州敬赠武员外》一首，去苏州应该是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而《次北固山下作》写作地点很明确。北固山位于镇江城北大江边，为千古名山，传三国时刘备招亲于此山甘露寺。此诗描写的物候大为不同：“青山”“绿水”，与作者初到江南时的第一感觉迥异；“潮平”已不是“两岸失”，而是“两岸阔”。“阔”者，有潮涨水高、气势雄壮(壮阔)之象。其物候特征符合镇江一带长江下游春季的特点：“春江潮水连海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其三，“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其尾联说明作者出行已有时日，因而产生“思乡情结”，而不是《江南意》中表达的初到江南。写“乡书”而不是“家书”，说明作者牵挂的并非家人，而是思念故乡，另有牵挂。“洛阳边”，王湾是洛阳人，思念故乡应写洛阳才对，“洛阳边”又指何处？以上三点似可说明：《江南意》与《次北固山下作》不是一首诗，而“初稿”与“改定本”之说则不能成立。
愚以为，破解王湾这两首诗的奥秘，还得从其中的“江春入旧年”诗句的解读说起。前文已经提及，这句诗在《江南意》中的解读应该是“春意已经跨年越冬，进入了旧年”，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次北固山下作》中也这样解读，似不合镇江腊冬的物候。腊冬时节，北固山一带并无“青山”、“绿水”之象。也许有人会说，此处不应死抠，而应活解，江南的特点就是“绿水青山”，但不要忘记，王湾可不是一般诗人，腊冬时节他初到江南，如果第一感觉是“绿水青山”，就不会象《江南意》中那么写了，我们不可低估其智商的敏锐。这是其一；其二，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有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见“江南草长”在“暮春三月”，无“江南草长”，何以见“青山”、“绿水”？其三，长江下游之潮汐变化，北固山一带只有到公历四月廿日前后潮水才能“上滩”(指漫上江滩)，腊冬时节，虽有潮水，仍属枯水期。千年以来，地理可能大变 (唐朝时期镇江往东为入海口，主要是长江北岸口门渐开，南岸变化较小)，但长江潮汐即使有变但不会很大。也就是说枯水期潮水正常年份不可能反常呈丰水期之势（极端年份除外）。江潮上滩，方显壮阔之势，“两岸阔”，正反映暮春时节江潮“上滩”其壮阔之象。其四，古人多有“伤春”诗，写“春归”时节感伤思归、思乡的情结。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有《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比较著名：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古人“伤春”的诗作比比皆是，又一年春去春归，愁怅、伤感油然而生，正所谓“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南唐·李煜《浪淘沙》)”。《次北固山下作》其写作时间既与《江南意》不同，而所写之景与暮春时节的江南物候又是那样的吻合，其主旨界定为“伤春思乡”之作似能成立。既是“伤春”之作，那其中的“江春入旧年”诗句的解读就大为不同了，此句在该诗中应解读为“时光飞逝，又一年江春已成为过去，而内心则愁怅忧伤不已。”
如果“伤春”说能够成立，《次北固山下作》写于暮春之际，那王湾为何忧伤而写呢？此事疑与宰相张说(张燕公)的遭贬有关。
王湾，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王湾小传中说其为 “开元十一年常无名榜进士”。这是错误的。同书卷一张子容小传已载张子容为 “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王湾游吴中作《江南意》，张燕公将其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句手题政事堂，每每对诸位能为诗文的人说，你们要以这为样板。这样的举动非同寻常，这种抬爱对刚中进士的王湾来说，不啻为“知遇之恩”。对恩师心存感念，那再自然不过了。张说(667-730)，字道济，或字说之。河南洛阳人。其一生政治上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曾“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要职；军事上曾三次总戎临边，打了几个漂亮仗；文学上，武则天时策贤良方正，一等空缺，实排名第一。“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的“当朝文伯”。擅长文辞，“朝廷大述作多出于其手”，写过很多应制奉和的诗和封禅祭祀的乐章，诗句优美，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睿宗景云二年(711)，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监修国史；二月，劝睿宗以太子李隆基监国，以塞祸乱；十月，因不依附太平公主而被罢知政事，为尚书左丞，分司东都。玄宗开元元年(713，先天二年)六月，托使臣献佩刀与玄宗，暗示他当机立断；七月玄宗诛杀太平公主，张说因功检校中书令(有特殊资望的宰相)；八月被封燕国公；十二月玄宗以姚崇兼紫微令，张说被姚祟构陷贬为相州刺史，充任河北道按察史。开元二年(714)，在相州任上。开元三年(715)，又被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张说自开元元年未到开元三年，连遭不幸，一贬再贬。岳州为南方蛮荒之地，远离京都，张说内心凄惨。至开元四年(716)，苏颋为宰相，张说与其父为故交，便撰写一篇《五君咏》，在苏颋之父忌日时献之，其中一则是记载其父苏瑰的故事，苏颋非常感动，向玄宗进言，张说被改任荆州长史。从相州再贬到岳州，其具体年份史书无明确记载。陈祖言著《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曰“说乃三年除守岳州，《太平寰宇记》《岳阳风土记》称为四年，不确。”根据其补遗卷一《岳州刺史谢上表》曰：“伏奉四月十有二日制书除臣岳州刺史，某月二十七日递书到相州。承恩皇怖，狼狈上道，以月一日至岳州上讫。”以及开元五年(717)张说《巴丘春作》诗云：“自怜心问景，三岁客长沙。”故其迁岳州当在开元三年，具体时间为四月十二日。四月十二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正是暮春时节或春夏之交。试想，王湾此时在吴中游历，正到北固山下，获恩师再次遭贬，悲悯之情可想而知。于是用恩师极为赏识的《江南意》中的两联诗句，仅改一字，写下《次北固山下作》，以表达对恩师不幸遭遇的悲悯、思念、慰问、感恩之情。这时王湾的心情是复杂的，不好明写，因为此时朝廷正是多事之秋。这种写法，非常隐晦，一般人读不懂，只有张说一读便知。“两岸失”写成“两岸阔”，因此时长江潮水已经壮阔；写“乡书”而不是“家书”，因王湾与张说均为洛阳人；写“洛阳边”而不是“洛阳”，因张说再次遭贬时在相州。相州治所何处？正是今天河南的安阳，辖界与洛阳相邻，在洛阳边上。
如此说来，那王湾何时开始游历吴中的呢？王湾在新旧《唐书》中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也未见著录，《唐诗纪事》卷十五载王湾“开元初，为荥阳主簿。马怀素欲校正群书，湾在选中，分部撰次。”《全唐诗》卷一一五小传亦有类似记载，并云“秘书罢选，又与陆绍伯等同校丽正院书”。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1版)中有《王湾考》，云王湾从开元五年起至开元九年止，自始至终参与马怀素召集的修书工作，修书完成后任职洛阳尉。“王湾又于先天年间登进士第，则王湾游江南，及作《江南意》诗，当是他进士登第前后几年之内，也就是先天年间或开元初年，在这以后，他就参预修书工作，又任洛阳尉等职，无缘再至江南了。”但傅考仅认定“张说为相在开元九年(721)，罢相在开元十四年(726)”一说为错误，因张说一生三次为相。这是其一。其二，《江南意》为张说所激赏，是张说在宰相任上。王湾中进士后至开元五年，张说唯有开元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在宰相任上。而王湾在考进士前是无暇游吴中的，因求取功名是大事，须集中精力，不能儿戏。其三，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五认为常无名为先天元年(712)进士。其卷五有考云：“《唐才子传》王翰字子羽，并州人，景云元年卢逸下进士及第。唐人例以上年冬命次年知举之人，故王翰实二年榜也。”此解读王翰，说到唐人惯例，上年冬考员中进士后，须待下年放榜。所谓“某年某某榜进士”，实为上年冬已经考中。按照徐松的考证，说王湾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实为上年即先天元年(712)冬进士。
这样看来，所有疑问都解决了。王湾，先天元年(712)冬考中进士，等待下年放榜，趁此机会，游历吴中，腊月末途中写下《江南意》。开元元年(713，先天二年)七月至十二月，张说为中书令(宰相)、封燕国公期间，将《江南意》中诗句手题政事堂。开元二年(714)，张说在相州任上，王湾在吴中游历。开元三年(715)四月十二日，张说被再贬为岳州刺史，王湾游历途中(或为返途)闻知，写下《次北固山下作》，以表伤怀之情。
一首《次北固山下作》，王湾到底为何而作，千载之迷，至此似可真相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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